摩托车司机陈五朱指着一块荒地说：“这片地原来是粮田，征收好几年了，没有开发，地弄坏了，庄稼也毁了，我们农民赖以生存的空间也没有了。”

    无奈：“城市脸面”下谋生

    对陈五朱这样的农民来说，土地是命根子，而“带着土地权利进城”是他们最本真的诉求，可往往事与愿违。

    临武县城周边的武水镇车头村村民反映，县城汽车站旁边的这块荒地有120亩，过去都是旱涝保收的良田，家家户户都种水稻。而自2001年后，村里的粮田陆续被征收，用于修建汽车站等。然而，到目前为止，村里还有几百亩被征收的地既没有被开发，又因水利灌溉系统遭破坏而不能进行再生产，有的已荒了五年以上了。无奈之下，部分村民只能靠在县城开摩的维持生计。类似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临武一地。

    今年4月，当长沙市场的包菜价格高达2元/斤时，距离长沙137公里的蔬菜生产大县汉寿近万亩白菜、包菜却遭遇销售困境，以致菜农不得不忍痛自毁蔬菜。“为啥农产品销售经常遭遇‘肠梗阻’。”自毁蔬菜的菜农老邓愤慨地说。汉寿菜农是进不了城遭遇卖菜难，而进了城的农民同样面临着现实的挤压。

    湘江大道湘江世纪城沿线是长沙最繁华的商住中心之一，在此沿线北段右侧矗立着广福园等经济适用房、安置房小区，随着商业、服务业的带动，这一带的人行道上，许多进城农民工利用晚上的时间摆摊设点，售卖一些日常用品来补贴家用。令他们不解的是，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街道欣城社区居委会干部竟然来收取每月100元的“摆摊费”。7月21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已经划线的摊位有106个，大有一摊难求之势。记者以摆摊者的身份前去咨询，社区一工作人员声称刚退出一个摊号，要摆摊赶紧交钱，押金300元，每次交3个月，一次性共交600元，并称每月100元的费用是卫生费。

    在此摆摊的一些农民工认为，此处是湘江大道的人行道，因为起初周边没有规划摆摊的区域，他们迫于生计才在这里摆摊的，社区不应该收取这笔费用。人行道卫生打扫归城管环卫负责，是环卫的应尽之责，因此社区收取的这笔卫生费用途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呼吁，别说是社区，即使是城管来管理，也不应简单地收费了事，而应规划一个让他们能够摆摊谋生的空间。

    没有固定摊位，只能流动摆摊，沿途叫卖。“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们能在这儿摆摊。要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不管摊子摆在哪，都有城管来赶，有时还会砸坏一些水果。”7月21日，长沙市开福区德雅村的一条巷子里，来自衡山县新桥镇杨柳村的卖桃人小李无奈地说。

    瓜农与城管发生冲突并不是湖南的特例，“邓正加身亡”事件第二天，同样一名卖西瓜的瓜农被哈尔滨市道外区城管执法局人员打伤。

    为何这样的冲突屡屡上演，长期研究农村政治及社会保障问题的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董海军认为，城管与农民工摊贩的冲突是刚性的市容市貌管理要求与农民原初的集市文化的冲突，也即是现代城市文化与传统集镇文化的冲突，同时也是一种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冲突。在治理当中，由于理念的不一致，双方利益诉求难以沟通而易走向冲动暴力的强弱对抗。

境遇：处处被边缘化

    7月21日，记者走进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西路一处工地的活动板房，建筑工马大哥一家正围在一起吃午饭，狭小的板房里简陋不堪，热浪从低矮的板房外袭来，老马吃得满头是汗。

    老马告诉记者，由于工程即将完工，绝大多数工人都走了，所以他一家五口人才能住一间房，以前，在这间不足8平方米的板房里，要住10个人。

    尽管这样的住房条件并不好，但马大哥说，吃住差点没关系，他现在最忧心的是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没钱，家里的3个小孩读书怎么办。

    说起小孩，马大哥满脸愧疚，这3个孩子一直在老家娄底市新化县白溪镇团结村，是典型的“留守儿童”，暑假才过来的。其实他特别希望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在长沙读书。可是，先不说城里读书贵，“外地户口”这一身份就把他们拒之门外了。离开时，老马的一对双胞胎怯生生地对记者说：“叔叔，我想跟着爸爸妈妈在城里读书！”

    与马大哥希望小孩享受良好的“教育权”不同，在长沙市高桥大市场当保安的小彭则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晋升。“人总是想往上面走，我也很想留在城市，成为一名管理人员。”小彭说，但由于没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晋升通道，跳了七八次槽的他，却始终跳不出最苦最累的体力活。

    同样是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张晓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外来务工者群体要从简单体力劳动者成为专业技术工人，必须要接受再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没有一技之长很难在城市立足，更无从谈发展了。

    董海军认为，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进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难以得到保障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些制度设置上设定门槛界限，边缘化进城农民，限制进城农民的就业、保障及教育等权益；一些地方强势的城市文化排斥进城农民，限制进城农民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