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传奇经历的撒切尔夫人日前去世，尽管她掌权的时代早已经结束，不过她及其那个时代的政治遗产却至今影响着英国乃至全世界。遗产之一就包括她信奉的哈耶克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

　　与此相左的则是凯恩斯主义，后者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扩大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这两个学派在当下中国的影响巨大，最近热议的话题背后就不无他们的理论支撑。昨天有媒体报道有全国人大代表在去年“两会”时提出《关于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用两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分红，发放四万亿“消费券”的议案》，其后发改委相关人员找其调研，并给予回复：对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放消费券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这其实是一段旧闻，发放消费券的设想却依然引发强烈反响，在报道后面对近2万人的网络调查显示，有八成人赞同这种方案。另外一个相关的消息则是外媒上周报道：中国政府要在未来10年内投入40万亿人民币进行城镇化。这个提法最早可能源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去年底的一篇文章，“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其后，大量媒体又将这个消息与发改委等部委正在制定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相联系，实际上官方并未对此有任何确认和回应，但它还是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并且引发证券市场的躁动。在不少人的理解中，40万亿的大蛋糕无非依赖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三者之中，像4万亿消费券的建议终究太过天马行空而难以变现，出口赖于外部复苏而具有不确定性，最容易入手的其实是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

　　对此，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的方案是城镇化即将成为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迹象，中国目前的问题绝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需求不足”，而是动力不足、信心不足、自由不足、竞争不足。政府需要采纳的应该是撒切尔夫人的经济哲学，即：政府的边界后撤，市场的角色加强。

　　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凯恩斯从来就没有失败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也如此，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就被视为一个美丽的数字，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一次成功的凯恩斯主义实验。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新4万亿的消费券，还是10年40万亿的投资需求，都容易被寄予维系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厚望。

　　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可以包打天下，无论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获过什么奖项或者拥有何种头衔。对于未来中国的增长动力，无论以刚刚过半的城镇化率，还是以排除流动人口而更低的城镇化率为基础国情，我们都认同城镇化依然会是未来十年的主旋律，但是如何走上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而不是走回老路，则值得认真探究。

　　正如过往的教训所展示的，官方主导的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一个强大政府，继而对市场自由和竞争形成阻碍，这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弊端；哈耶克的私有化政策也确实有刺激经济发展的功效，但是市场失灵导致经济危机的概率也一直不低。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一种超越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兼顾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提倡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即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实际上，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水平而施展有差异的制度政策，而不是一刀切地施政，这才是可能避免中国出现“平原效应”的良方。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这显然不是纯市场化、政府边界后撤的思路。而李克强也说过，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又是防止凯恩斯主义导致强势政府的一种措施。如此两厢协调，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未来中国走出一条兼顾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新型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