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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首席编辑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近30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基点。今天，在内外部经济环境都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对这两大基点有没有进行再思考的必要？有。因为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对既有的工业结构进行调整。同样，在部分地区的城市病问题已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对城镇化进程也有再探讨的必要。

　　因为，在城镇化问题上存在着两大迷思，有可能使这项国家战略误入歧途，而一些城市日益严重的城市病问题也已经屡屡发出警报，如果不用新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在全球背景下来衡量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那么未来要付出的矫正代价将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付出的。

　　在展开分析之前，先看两条信息。一条是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过半，达到51.27%，其中城镇人口为6.9亿人，乡村人口6.5亿人。与上年相比，城镇人口上升了1.32个百分点，增加了2100万人，乡村人口则减少了1456万人。这是一组非常重要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开始进入以城市为主体的发展阶段。

　　另一条是国家计生委去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在这份报告中称，202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未来10年累计要转移农村人口1亿以上。报告预测，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将吸纳新增城镇人口4000多万；闽东南等18个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将吸纳新增城镇人口7000多万；其他1000多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吸纳新增城镇人口3000多万。

　　将这两条消息综合起来看，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仅不会停止脚步，而且还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东部地区仍将是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主要接收地，中西部地区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能力仍将弱于东部。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不会按照自然承载能力和经济要素的优化组合逐渐趋于均衡，而是会跟随着城市集群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加不平衡。

　　这是让人担忧的。这种担忧最直接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东部地区的过度倚重，将导致这些地区的自然承载能力和社会承载能力不堪重负，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严重错配，直至综合效益持续下降。例如，北（京）上（海）广（州）一类的特大型城市，由于人口过度密集，不仅存在严重的水与空气问题，同样还存在教育与医疗资源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合理利用问题。

　　二是对城镇化率的过于偏执，将导致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的消耗大大增加。同时由于城市人口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因此在地区分布和产业分布上一旦出现偏差，或者受国际市场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出现行业不景气状况，就会造成大量失业，引发社会不稳定。而农业人口的过度萎缩，农产品(5.54,0.00,0.00%)生产相对减少，将会严重影响消费物价，直至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

　　这两种情况的出现，与两大迷思有关。一是对城镇化率的偏见。通常认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70%以上，所以中国也要有这样的水平。这是一个误区，就是忘了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城市化率比较高，与当时的全球城市化水平过低有关。现在，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都赶了上来。全球城市化率大大提高了，城市产品卖给谁？又拿什么养活城市人口？

　　再有就是对已发达城市的偏见。通常认为，已发达的城市基础雄厚，能吸引、接纳更多人。殊不知，许多著名城市都是从小城镇甚至小渔村起家的，如深圳就是利用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开发起来的。现在，如果继续把资源向那些不堪重负的城市输入，将加剧地区不平衡，只有根据各地的自然禀赋以及历史人文与经济条件，构造新的城乡互动体系，才能走出均衡发展的活棋来。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pm2.5问题。这是近来许多人都很关心的城市空气质量问题。这其实是对一个城市的预警。有鉴于此，对于未来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一是要在全球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下加以思考，调整定位；二是要在活血化淤、疏通中国经济脉络的基础上加以谋划，利用政策杠杆，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越来越多的城市犯上“城市病”，让城市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