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在江苏省淮安市北京北路上，一名小学生模样的男孩当街跪了一个多小时，而让其下跪的人正是他的母亲，因为母亲被老师告知孩子在学校偷同学东西。据目击者介绍，在罚跪之前，母亲脱下高跟鞋，用鞋子抽打孩子的手，罚跪之后，她本人径直离开。这种粗暴的体罚让人大跌眼镜，同时再次引发人们对“棍棒教育”的关注。

　　“棍棒教育”源自家长专制

　　提起“棍棒教育”，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句俗语——“棍棒底下出孝子”。多数中国人会相视一笑，儿时挨打的记忆、为人父母后痛下打手的记忆统统涌上心头，五味杂陈。

　　而中华文化的教育历史中，“棍棒教育”是家长专制，更确切的是父权专制的产物。民间耳熟能详的明传奇《绣襦记》有郑元和被其父活活打死一节;小说《红楼梦》里贾政打宝玉的情节更是鸡飞狗跳，宝玉虽然没有伤了性命，但也养了一个多月。家长专制带来父权的绝对威严，父亲平日高高在上，对儿子冷漠疏离，在他们看来，儿子不按自己设定的轨迹成长，离经叛道，就是忤逆。一旦儿子犯错，不分青红皂白便是一顿打，发泄完毕，又撂开手不管。

　　“棍棒教育”的野蛮武断，早已为教育家所诟病。孔子素来提倡“因材施教”，后人对此多有继承;封建制度被推翻后，家长专制作为其中重要的弊病被予以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自由平等的观念。但制度容易推翻，观念难以迅速转变，家长专制余韵犹存，“棍棒教育”阴魂不散。2011年，“狼爸”萧百佑凭借其“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理念以及四个孩子中三个考进北京大学的事实火了。虽然民间私下的打孩子行为并不少见，但家长多半抱有不得已为之的态度，“狼爸”以此作为教育心得并加以推广，不免一石激起千层浪。

　　与此相对的，是一个奇怪的节日——4月30日“国际不打小孩日”在中国的遇冷。“国际不打小孩日”(International Spankout Day)由美国反体罚组织“有效管教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Discipline)1998年发起的。它的英文名称中“P“″K一词俗称“打屁股”，所以有人也将中文译成“无巴掌日”或“拒绝体罚日”。这个节日的口号是:“请来试试看，至少在今天不要打小孩，或者你将会发现，今天过后的每一天，你都不需要打小孩了。”可是十余年过去，直到今年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节日。是节日没有影响力，还是“棍棒教育”实在积习难改?

　　“棍棒教育”与保护儿童权利思想缺失有关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9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家里，6.4%的孩子经常挨打，17.5%的孩子有时挨打，47.3%的孩子很少挨打，从未挨打的孩子仅有28.8%。2005年时依然只有不到30%的孩子完全没有接受过“棍棒教育”，可见其影响之深。

　　“棍棒教育”的普遍存在，及“国际不打小孩日”的遇冷，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研究员看来，都与中国传统思想中儿童权利的缺失有关，儿童没有地位，是大人的附属品，因此有“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说。孙云晓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对父母的称呼是‘家长’，‘家长’就是家长制的缩影，表明父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国际不打小孩日’是源于美国的纪念日，并非世界通行的、有影响力的节日，没有被广泛知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际不打小孩日’带来的教育学命题，值得社会关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大伟对本报记者表示，它的出现体现了对孩子权利的充分尊重，及对体罚教育的坚决反对。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欧美家长不惩戒小孩。欧洲教育名言有云:“男孩的耳朵长在背上(屁股上)”，意思是对调皮的男孩而言，惩戒也是一种常见的教育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四大原则，但绝大多数父母对此不了解、不重视、不遵守。而现代儿童观，即儿童拥有合法权益、人格尊严，

　　应当受到保护等，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还是比较脆弱，需要反思。

　　“棍棒教育”伤了孩子心

　　“棍棒教育”会给孩子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和人格扭曲，使他们没有安全感，自卑，无助，缺乏自信心。在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著、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中国未成年人数据手册》中，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挨打之后，67.3%的孩子心情气愤、痛苦、伤心，18.1%想离家出走，9.2%甚至产生了死的念头。据相关分析发现，中小城市和西部城市的孩子感到很“气愤、痛苦”的比例偏高，这一感受与年龄呈正相关，年龄越大比例越高。此外，“产生死的念头”的孩子，随年龄增大比例也增高;女生的比例要比男生高，城市孩子的比例高于县镇和乡村。

　　王大伟认为，长期严厉惩戒的结果是，孩子胆小，自信心差，抑郁，但具有守规矩，不屈不挠，节俭奋斗，适应社会的性格特征;而从不被惩戒的孩子相对会胆大，自信，但也可能有不守规矩，贪图享受与不思进取的性格特征，这就是溺爱造成的。

　　孙云晓说:“孩子的成长过程应当是逐渐独立的过程，其中最需要

　　自信心的支持，其来源就是亲情和友情。而‘棍棒教育’会使孩子产生两种情况，一是自信心缺失，二是从自卑转而成为‘小霸王’，接受并认同暴力模式，把恃强凌弱看成正常的生存法则，从而把攻击、伤害他人作为发泄，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立法保护孩子免受虐待

　　“棍棒教育”终究还算一种教育模式，是为起到教育目的实施的惩戒，但是惩戒必须要有度。上述调查还显示，76.2%的孩子认为父母打得比较轻，而有12.5%认为父母下手重甚至留有疤痕。王大伟表示，“倘若超出惩戒范畴对孩子造成伤害，那就成为了家庭暴力，严重者将成为刑事犯罪。对家庭暴力和虐待，全世界都必须说不。联合国出台了相应规则，对家庭暴力予以惩戒，《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其他法规对保护孩子不受虐待作出了相应规定和约束。”

　　在电影《刮痧》中，刮痧留下的孩子身上的伤痕被美国各方认为是受虐待的证据，从而使在美国居住的中国家长丧失了对孩子的监护权。而在中国，家长老师对孩子进行虐待的案例并不少见，其中一些严重、致死致残的案例被曝光，而不明显的案例很容易被漠视。王大伟认为，所有教育中都包含惩戒与爱两个方面，然而很容易被简单划分为惩戒与溺爱之争，欧美文化中并不缺乏惩戒因素，而中国文化中亦有爱护的成分，所以不能把中国与欧美简单地二元对立。只有当重视孩子的权利和尊严成为家长和老师的共识时，虐待才能从根本上被消除。

　　在遏制虐待方面，一些欧美国家的立法可提供参考。新西兰、德国等国家为遏制虐童专门设立了特定罪名。新西兰设立了“虐待未成年人罪”，《新西兰刑事法典》第195条规定:“虐待自己监护、照顾的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纵容自己监护、照顾的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受虐待，致使被害人身体受到伤害，精神失常或精神障碍的，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德国则设立了“违背监护或教养义务罪”，《德国刑法典》第171条规定:“严重违背对未满16岁之人所负监护和教养义务，致使受监护人身心发育受到重大损害，或致使该人进行犯罪或卖淫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还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法国、荷兰、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并未设立具体罪名，而是将造成严重后果的虐童行为纳入到其他犯罪的规制范围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都对保护儿童合法权益、防止虐待有详细的规定。“在欧美，保护青少年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具体、便于执行的操作手册，我国的相关立法则原则性强，实施中有一定困难。”孙云晓说。

　　“中国的某些立法精神是超前的，对原则性的条款规定得很全面，”王大伟说，“这两部法律对未成年人行为规范在理论性上比较强，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法律法规里操作性的条款更多。但欧美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放纵。”

　　在立法保护的基础之上，相信随着现代儿童观的逐渐深入人心，“棍棒教育”、虐待孩子的行为会渐渐减少，最终消失。“棍棒”走进历史，然惩戒与爱的教育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