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到派出所实习，报到那天，所长把我带到一个干瘦却很精神的老头面前：“这是于叔，在我们所里干了一辈子了，经验丰富。以后你就跟他吧。记住，要虚心学。”表面上我连连点头，心里却不以为然：看起来像个老古董，能有什么过人之处？

        一次，所里接到群众报案，他们的自行车经常被盗，令人气愤，一位群众一个月内竟丢了3辆车。

        表现自己的时候到了，我自告奋勇接下这个案子。一连多日我都在商场转悠，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可疑的人。20多天过去了，这帮人却偃旗息鼓收了手。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好红着脸找于叔请教。他笑着说：“小子，我注意你几天了，穿着警服瞎转悠，不就等于拉着警笛抓小偷，车还未到，人早跑了。要换便装，还应守株待兔，有耐性，他们行动是有规律的。”我和于叔“守”了几日，兔子终于撞到了树上。

        但是，当我面对着自己眼前那两个偷车贼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们当中年龄大的17岁，叫张军，小的才14岁，叫王兵。当他们哭着向我诉说自己的经历时，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张军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母诚实勤劳。由于母亲长年有病，家中生活困苦。直到上了初中，张军身上还一直穿着姐姐给他的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班上一些孩子都喊他“家闺女”。一天，张军的父亲套上马车拉着他们娘俩到县城去卖白菜。回来的路上，他娘数着钱，脸上乐开了花：“儿子，明天就到镇上给你买新衣服去。”张军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可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辆汽车在超车时猛打方向，朝着他们疾驶而来。紧要关头，母亲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儿子从马车上推了出去。张军滚落到路旁的深沟内。张军从昏迷中醒来后，发现父亲的头被撵碎了，母亲倒在血泊中，肇事车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张军赤着脚跑向公路，拦车求救，可任凭他怎样哀求，甚至给人下跪，都没有人肯伸出援助之手。后来一位好心的司机把他母亲送进医院，发现已断了气。医生一再叹息，如果早来十分钟，结局就不会是这样。巨大的打击让张军变得沉默寡言，更不愿和人交往，断断续续读到了高二便辍了学，早早地步入了社会，渐渐地学会了吸烟、喝酒，又和街上的一些小混混打成了一片，沾染了一些本不该属于他的恶习。

        相对于张军来说，王兵的遭遇到稍好些。父亲患癌症死后，母亲就改嫁了一个做生意的男人。可谁想这个后爸不但是个酒鬼，还嗜赌如命。每次赌博输了钱，他便拿王兵出气，先是罚跪，一跪就是几个小时。他的膝盖常常又红又肿，连第二天上学都得柱根棍。老师一问怎么了，他就说自己不小心碰的。到了后来，这个可怕的男人就把小兵手脚捆住，关在放粮食的屋里，一连几天都不让他吃饭。

        后来王兵从家中偷钱跑了出来，再也不想回到那个令他充满屈辱和泪水的家。他有时候整夜泡在网吧里，有时候在洗澡堂给人家一两元钱，凑合着住一夜。用他的话讲，那些钱简直就是自己一个星期的伙食费。身上没有钱，又不想出苦力干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王兵以后的成长过程就可想而知了。

        我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难过，但法不容情，他们还是被送进了劳教所。走的那天，我用自己领的第一个月工资给两人买了换洗衣服和一些日用品，对他们说：“进去要好好改造，别再做一个人人家看不起的混混。”当时，张军和王兵两人一直哭，我强忍着。警车慢慢远去，他们还一直朝我招手，不知什么时候泪水流了下来。

        以后的几年中，随着工作的调动，我离开了那个派出所。但这两个人的身影总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子。

        春节前，我到邻市参加一个会议，中午吃饭十走进了市区的一家快餐店。吃过饭到收银台算账，服务员说他们老板交代过，我的钱不用收了。当时我就纳闷了。这时，老板从里屋出来了，一把攥住我的手：“李哥，我是张军呀！”好半天我才缓过神来，是啊，眼前的张军个头不但长高了，人也发福了。

        攀谈中，我从他口中了解到，当年从劳教所出来后，他先是在工地上干建筑，又做过推销员、保险等工作，后来还办起了“阳光书店”。近两年来，张军又开起了连锁快餐店，还在快餐店安置了十几名失足青年就业。眼前的张军侃侃而谈，谁又能把他和当年的失足青年联系到一起呢！他还告诉我，王兵现在开了一家化妆品店，生意红火着呢！了解了这一切，我才知道这几年俩为他们担心是多余的。

        临走，张军拿出5000元钱算做报恩，被我婉言谢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