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既然存在“恶霸村支书”，就必然存在“恶霸村支书”的发生土壤。我们都明白，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公共行政的动力来源于利益的驱动。这种政府“经济人”角色冲动下的乡村治理，如果不加控制，不可避免就会染上“暴力行政”的恶习。在安徽阜南县袁集镇的这个案例中，杀人的“恶霸村支书”张金彪就曾被评为2001年度先进党支部书记。原因是什么？“镇里喜欢‘雷厉风行’的干部，也不管做事的方法。只要完成收费任务就是好干部”。这种政府“经济人”倾向下的干部评价标准，是“恶霸”变成“村支书”、“好干部”的动力和源泉。

　　一个小小的村官，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如果能够以“无知者无畏”一言以蔽之的话，这只能算是一个平常的刑事案件。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他背后复杂的关系网络，正是这位恶霸村支书赖以生存的基础。按照政治学者福柯的解释，权力作为一种资源，它的本质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一种关系。一个小小的村官，他的权力并不大，也不可能如此的嚣张。但当他处于一张巨大的权力网络中时，就可以随时凭借这张网络的力量控制或支配他手中的“猎物”。“张金彪当上村委副主任那一年，集镇党委书记王信林是张金彪弟媳妇的哥哥。”“张金彪在阜南县检察院、阜阳市交通局、阜阳市电信局都有亲戚。”

　　从1995年到现在，这个村庄有近十年的时间被一个恶霸把持着。面对各种各样的上访，张金彪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壮大了。“信访办的人还把温家宝的签字给我看，但转到地方就没用了”，中央的权威就这样被一级乡镇和一个恶霸轻而易举地化解了。难怪张金彪能够这样有恃无恐。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又能够把状告到哪里去呢？孟德斯鸠曾作过一个对人类政治生活经典型的理论预设，他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即使是一个村官，他的权力再小，但是如果不加以控制，它也会被没有边界地滥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打人的恶习被发扬光大，似乎也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