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离中国人似乎很远，但每个人肯定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父亲是党员，我出生在“文革”前，所以我自然是个无神论者，并且非常彻底。我似乎能经常想起来我母亲近乎自豪的声明：“我们什么都不信”。这似乎表明我们不会是低级的迷信牺牲品。许多年以后我开始对这种过于明朗的自信有一丝疑虑。

宗教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不洁和恐怖的。因为我在“文革”的大街上看到过基督教徒们受到严厉批斗的景象，那些受辱的群众来自我老公的那个村庄——不知为何那里似乎有耶酥的根，“文革”的时候那里就盛行基督教，如今那里依旧如此，并且他们全家族几乎都信。当时我老公还因为父母是基督教上台被批斗过，那时他还是个小学生，这次经历留给他终生的心灵伤害，并且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发誓长大后要报仇雪恨，后来高考恢复后他故意选择了法律，但是当他真正成为一个法律专家后他却忘记了这个仇恨，只有我偶尔才会想起这个故事向他提起，他也只是一笑了。

宗教留给我的永远是阴影，或者说围绕宗教永远是一种深受唯物主义教育之后的抵触感。但我还是喜欢经常关注宗教，宗教里面有人类的历史与智慧。

就在近两年我开始专注于基督教，尤其注意到基督教对西方现代化社会可能有的正面影响之后这个关注几乎达到痴迷的地步。但是我本能地拒绝一切党派与宗教的局限，我有底线，为了客观与理性，我对所有的宗教和党派保持距离。所有经历过上个世纪中国各种思潮与迷信之后的人们对于今天难得的独立与理性空间是会深有体会的，我再也不要失去这份空间。

回到阔别几年的老家，中学老同学竟然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家的客厅成为她宣教的场所；那位曾经是一个单位一把手的党员伯伯突然间成了教堂的一把手。好在他们成了教徒之后很幸福的样子，我也就很放心。当我踏进教堂的大门，一大群热情的人围着向我传教。面对他们的热心，我觉得有些亏欠，因为我是不会入教的，除非我彻底放弃理性思考的那一天来临。因为主是不容质疑的。

才20多年过去，挨批斗的基督教徒似乎还在我眼前，但崭新雄伟的教堂却突然耸立在那里，老家公路两旁的小教堂更是一个接一个地多得让我惊讶。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我是主张中国鼓励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工具论。当我访问当地的宗教局领导时，听他说群众的信仰是自由的，但是相对还是有一点控制，主要是指基督教，因为现在发展太快了。我很想劝告他最好放开。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时让我改变了主意，或者说产生了一些疑虑和困惑，并且任何人也不能做出有效准确的预言，只能提出设想。

我有个心灵上的朋友，是那种一拍即合的挚友，尽管我们只见过几次面，并且一年中没有事情也难得通一次电话，更不用说见面了，但我依然这样定位她在我这里的重要，我对于她或许并非如此重要。我听别人说她就那样，很个性的一个人，我当然也是个有个性的人，主要就是我行我素。四年前她离开中国到了加拿大，我们彻底失去了联系，甚至连email也没有过一个，电话就更别提了。我想我也不算是特别不重要的朋友吧，她临走时把我叫去，说把她在北京的外甥女的生活已经交给了另外一个人，但是把心灵就交给我管理了，我们俩以及那个要我呵护的“心灵”还在一起吃了饭。

上个星期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她！哈，她竟然保留着我的电话呢。一番嘻嘻哈哈之后我们约定和另外一个当初介绍我们俩认识的朋友晓，准备在我们家附近聚会。

为了方便说话，我选定了一个西餐自助餐厅。落座之后，一杯咖啡和一盘食物放在她面前，但她并没有开始吃，似乎她在定神。我们俩面对面坐。我有些不好意思，突然意识到她刚从西方回来应该请她到中餐馆才对，慌忙说随便填饱肚子算了，选择这个餐馆是为了方便说话。刚说完，发现我错了，天哪，她在祷告！我更加不好意思起来。但我马上掩饰起来自己的心情装做什么都没有看见，仿佛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我只想到一个东西：文化差异。当然这不是“文化差异”，但这个惊人的感觉却是第一时间冒出来的东西，因为它比信仰差异更惊心动魄或者更具有涵盖力。再没有比基督教在中国更具有具体“西方”的意义。

另外朋友晓也出现了。为了掩饰刚才的尴尬，我躲躲闪闪中说起了宗教的话题以消除彼此的尴尬。我从她递过来的名片上看到一个明确与宗教有关的公司名称，而她是经理。我心里一下开始乱了起来。我知道我与这个朋友之间已经不是普通传统中国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我们俩之间隔了一些东西，尽管她是一个基督教徒，而我是个热中基督教的关注者，本来我们应该合拍的，但差别明显就被提了出来。我的目的是纯学术性的，或者说功利性的，工具性的；而她则是纯粹的虔诚的信徒。我象个李鬼，而她才是李逵。这有些滑稽，难道我“叶公好龙”了吗？

四年过去了，她依然那么可爱，那么年轻，那么机智，那么直率，但是她却成了基督教徒。她依然单身。我在问，为什么先前那些老家的人，或者说那么多农民信众我不惊讶，为什么她信教我如此地不自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个知识分子，并且是个我很信服的知识分子。我一直认为她也应该是象我母亲那样的“我们什么都不信”的、另外还应该具有知识分子理性思维的人。对于我来说，信仰意味着放弃思考，或许他们并非如此认为。

我不知道她在那边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她描述了自己的“幸运”。她说最先她碰到的是一个“异端”，是主暗中给了支持才使她没有上当，最后使她找到了纯正的信仰（我估计应该是新教）。当我听到“异端”这个词汇的时候我的心跳加快了那么一点点，当我听到她另外一句话时我的心跳肯定更快了。她大意说，这个世界主其实早就安排好了，另外，她还说，她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那就是信仰主，别的无路可走。她非常严肃认真，并且坚决得不容质疑。

我觉得这种语气并不陌生，并且它在20世纪的中国下半叶频频在中国人耳边响起。有一种悲哀顿时袭击了我。我条件反射地对这种真理惟一论感到不可接受，不是政治上不能接受，准确地说，当一个我曾经认为比我智慧的朋友今天在我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当我比较温和地提到我的一些观点时，她温和地批评我对于宗教准确地说是基督教并且是她信仰的那个教派的“游离感”。我不知道我对宗教的过度超然是否伤害了她，但是我们分手之后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能排解的失落感。

两天前朋友晓因为其他的事情给我email，顺便提到他们俩那天顺路一起走的时候那位朋友一直在说“主”。不过我得声明，我们在一起吃饭的过程中一直在表面上轻松地讨论，她没有丝毫要我们加入基督教的意思，不象我经常碰到的教徒，偶尔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于无神论者稍微显示出的强迫意识，或许他们太热切于传播“主”的真理了。假如这种人在一个社会中人口构成属于少数可能没有太大问题，一旦他们成为多数，我担心该种宗教狂热会形成对无神论者一定的迫害，但愿这个担心属于多余。

我回晓的email说：“我们四年前从中国走了一位朋友，我们四年后迎回了一位基督教徒”。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感到异常伤感。仿佛这个人身上具有了一种和我不同的身份，她和我从此成为两种人。林道静不再看得起余永泽是因为她找到了自己的党，她找到了真理，她有了自己新的朋友。

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意识到中国以后所必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一旦中国的基督教徒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可能会存在着宗教发展与冲突的问题，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而是信众与无神论者之间的大规模冲突问题。据说韩国的基督教徒已经超过了50%，中国为什么不可能呢？假如有人说，韩国的基督教化都没有问题，中国也未必会有问题时，我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中国太特殊了，比如教育程度问题，城乡人口的信众比率，整体素质差异问题，中国都与韩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基督教徒又是如此地坚信自己手中具有“惟一的真理”，那么中国人本来就不发达的理性幼苗又可以在哪里存身呢？西方则是理性哲学传统与《圣经》并立，所以当中国人有引入基督教以改造中国时必须考虑到更多的文化配套问题。

在今天开始中国的基督教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个中国人要急切考虑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基督教知识热可能是个前序。并且从今天全新开始基督教化（比如中国）和已经基督教化后的现代化社会（比如西方社会）有可能根本不能达到同样的社会目的。这就象你在中国看到一个共产党员和在资本主义社会看到一个当地共产党员完全是两码事一样的道理。在西方大部分人有可能就是基督教徒，其实人们已经不明确这个界限，那只是他们的一种传统、一种习惯，年轻人大多已经不当真了；但是在某些中国人那里它是一种严肃的信仰，它神圣不可侵犯，它代表着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后者新鲜的僵直性会不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问题。

但是说老实话，这个问题真正反映出来恐怕是20年后的事情，要么今天的松懈就为明天留下了祸根，要么是今天的开明就开通了明天的善源。估计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我为20年后留下这个警惕：慎重关注中国正在加速的基督教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