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在那个特殊时期，因为信仰而被定为“右派”甚至反革命的不在少数。现今80多岁徐恩赐牧师是当年不幸者中的一位。她和分居两地的丈夫均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看不说，将来还有可能成为两个“小反革命”。这些让徐恩赐不只是有寻死的心，她真的去了池塘边上……

“有晚上，有早晨。”“现在我是在经历晚上，第一天、第二天……第七天过去后，安息的那一天总会来到，希望总会有的”当时如果不是神的话语临到她，就没有后来的徐恩赐牧师，也没有如今这次采访了。

每位母亲都有不同的经历，2013年母亲节到来之前，我们走近几位担任牧师圣职的母亲，了解她们在服事背后少为人知的心声。徐恩赐牧师不仅是担任牧师圣职的母亲，还是为信仰遭受过特殊经历的母亲。她只是当时多少位传道人中其中之一。即便如此，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经历不为人知。

划为“右派”成劳改犯 可怜那俩孩子无人照看

年轻的徐恩赐从上海灵修神学院毕业之后，不太懂得当时的社会环境，在一次讲道中因为提说“哪个国家好就向哪个国家学习”而被被划为“右派”。她甚至连右派是什么都不知道。她问旁边一同被批斗的年长的传道人：什么是右派？传道人悄悄告诉她：基督徒都是右派，因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时隔五十多年过去了，现今满头银发身体多病的徐牧师中间得过脑梗塞，但回忆起来这些事，还是非常清晰。

进入劳改队之后徐恩赐一度陷入低谷。她牵挂的她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才两岁，老母亲有心脏病无法照顾孩子。

劳改队有人找到她，“好心”对她说：“老实说你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说你有问题？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迷（信仰）到你这种程度，我们跟你谈政治，你跟我们谈《圣经》。”高中毕业之后便进入灵修神学院学习的徐没有太多社会经验，她坦白说：我只知道《圣经》，不晓得什么叫政治。

对方要跟她谈一谈，给她出了一个“注意”：我们不要求你放弃信仰，你只要三个月不要想《圣经》，三个月不要祷告。（徐恩赐当时认为，这个条件答应了，就可以被放过）

作为家里的第三代基督徒，徐从小就从妈妈那里得到教导：要诚实，说到就要做到。心想：不让我放弃信仰，只叫我三个月不想《圣经》不祷告，这个条件不难。（之所以说是想《圣经》，因为当时已无《圣经》可读，而徐恩赐从灵修神学院毕业，贾玉铭牧师教一卷，她背诵一卷，毕业时也通读圣经十遍以上，“脑袋里都是《圣经》”）徐恩赐答应了这个条件，“自以为站立的住”，而且，她实在太想念孩子了。

答应之后，不必三个月，不想圣经、不祷告，一个月之后就满是问题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我的（高中）同学现在都是大学里的人；看看你，只有你有今天，人家叫你跪着你不敢站着；只有你，各种劳动你都干过。徐恩赐心里对神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你清楚召我，难道就是为了今天？

徐恩赐因为自己两个无法照顾的孩子，也陷入软弱了，她真的不祷告了，这时候不再是别人的要求，而是“我祷告不下去了，我看不到神了，神在哪里？”就这样在痛苦和疑问中，徐恩赐度过了三个月。

三个月过去了，徐恩赐找到当时跟她谈这个条件的人，“三个月到了，我守住了，我可以回去了吧。”情况却出乎意料，对方只是笑笑而已。徐恩赐说了不少话，“我为着两个孩子。”对方却只是一笑了之。徐恩赐这时候才意识到受骗了。

“这时候我想重新回到神面前，但是撒旦又抓住我：神不要你了，不祷告也不读经，即便祷告神也不会垂听的。”那三个月之后，徐恩赐度过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看不到神，痛苦到极点，濒临绝望。

在狱中抚养孩子

徐恩赐已经不太能回忆起清晰的时间，她却知道，就在她濒临绝望的时候，神的怜悯又临到了。当时鲜有人能够找到那些劳改犯，徐恩赐被告知自己在江西劳改，实际就在距离南京大概一百多里的地方。徐恩赐的邻居打听到了她所在劳改队的位置，骑自行车走了一百多里地，把徐恩赐日思夜想的两个孩子带到她身边了。

劳改队指导员大怒：“岂有此理，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你在劳改，能带孩子吗？”
徐恩赐无奈：那求求你，把他们送到孤儿院去吧。他们的爸爸也在劳改，不能带孩子，老母亲在床上，我们也不能拖累邻居。
“岂有此理，有父亲有母亲，孤儿院怎会收留？”
徐恩赐软弱无力了：那随你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了。
指导员双眼一瞪，走开之后没再来找她。

不论如何，两个孩子的到来让徐恩赐心里真是欢喜。她想办法把两个孩子安置在自己身边。劳改队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睡觉的竹榻，徐恩赐靠墙，留出多一点空间。晚上睡觉时候怀抱着小女儿；五岁大的儿子怎么睡呢？徐恩赐将一块帆布，四角掉在竹梁上；再用绳子和木棍编做梯子，让老大学习爬，晚上就爬到“漏斗”里去睡觉。

再说到之后的内容，徐老长吁一口气，“啊呀……”像是一口憋在胸中的气得到舒缓。一双儿女留在身边，给徐恩赐带来不少宽慰。老大挖野菜、收集水给妹妹洗澡，成为母亲的好帮手。别人担心她的大儿子整夜蜷缩在帆布“漏斗”中，将来肯定会驼背，结果大儿子非但没驼背，还长到一米六三，现今在法国生活；小女儿由于由于早产（徐恩赐怀孕七个月，在劳改队干活时不小心摔倒，导致女儿早产），后来在劳改队生活又缺少食物，长得瘦小，仅一米四二，即便如此，小女儿现今生活也很健康快乐。

绝望致死 “感谢主，幸亏没死”

抄写语录时，徐恩赐出现失误，从“右派”升级成为“反革命”。这时候，丈夫在另外一个城市也被定为“反革命”，不仅之后去世。

绝望的徐恩赐看着两个不大的孩子，心想：两个“反革命”，将来两个“小反革命”，他们将来怎么生活？不晓得将来会有什么改变，徐恩赐想为孩子而自杀，“他们爸爸已经死了，我也想去死。”徐恩赐走到池塘边上了，“撒旦告诉我：你既然成为反革命，你的孩子将来也没有出路，你死了吧，他们还有出路，父母双亡，孩子就可以送到孤儿院了，他们可以在红色政权底下长大。你去死，也是给他们一点出路。”

徐恩赐走到塘边，主的话语又来了：“有晚上有早晨！”徐恩赐听有声音告诉她：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奇妙啊，我一下子知道了，这是圣灵在提醒我，这是我的晚上，主说有盼望，有早晨。不过目前是在晚上，你要熬一熬，第二天、第三天……到第七天，你就可以进入安息了。”

信心来了，徐恩赐回头了，“感谢主，幸亏没死。”

悔改，重新面对

命虽没丢，被定为“反革命”还是让徐恩赐心里紧张。她事先看到了其他“反革命”被批斗的场景，担心自己如此经历之后定是会失去劳动力了。祷告时不敢求神免去苦难：“我得罪了你，我该死，就像十字架上的强盗，我所受的与我所得的是应该的，因为我真是得罪了你。”

第二天心惊胆战的来到批斗现场，指导员对徐恩赐一笑，把她吓了一跳。“怎么不拿油漆桶呢？”“今天不是开大会要斗我吗？”“回去吧，下次注意点儿，回去拿油桶，劳动去。”徐恩赐转过来，已经是满脸泪水。那一天，徐恩赐彻底悔改。

“从那一天开始我也感谢神，我当时劳动时身体的确是受到亏损，但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从那之后，我知道主还要我，便不再理会撒旦的控告。”

再后来，徐恩赐因为血糖低，在劳动时出现一点小意外而被分配了更加轻省的劳动：敲锣赶鸟，看守庄稼地。“这真是神救了我啊。”徐恩赐沿着庄稼地跑，捶大锣。就在这段时间恢复了灵命。

庄稼地周围没人的时候，徐恩赐钻到麦地去祷告，一节诗歌进入她心中：全路程我救主领我，艰难时赐我安康……虽我脚步又是倾跌，我心灵干渴难名……“是的，这是我的经历，我是跌倒了，但我心里实在很苦啊。”徐恩赐常坐下来叹息：主啊~这一声声发自内心的呼求让她非常吃惊，“怎么会心中求主呢？原来，圣灵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祷告，神从来不丢弃我啊。”

从那时候起，徐恩赐开始恢复祷告，开始“想”《圣经》。她后来得过脑梗塞，梗塞在记忆，但二十五岁之前的内容都记得，特别是在灵修神学院中贾玉铭牧师教过的《圣经》，学习一卷，徐恩赐背诵一卷。

注：徐恩赐牧师经历了20余年的劳改生活。获得平反之后，她重新开始传道，并被按立为牧师，到中国多个省市地区传道、培训。现今因为年龄太大及身体健康出状况，已经退休在家，但仍在带领查经祷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