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钱穆作为人文主义思想大师可谓包容广大，含藏丰厚;而其思想矿藏中的农学及其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基本认识，却很少为人所探知。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大都将其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国学大师与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所致。然而，学术界所熟知的钱穆思想中最为精粹的天人之学，却正是基于其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基本认识之上的。作为一个思想起点，钱穆在他著作等身的文献中，始终将他对农业文明的认识贯穿于他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论述中。全面考察钱穆的农业文明观，不仅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精神中最具始源性的农业基因，而且可获知这一基因对中国历史、文明及其成长所本具的重要功能与价值。
一、以农立国的时空条件及环境气候因素
钱穆对中国何以成为一个世界史上一个最为稳定的“大型农国”，有相当独特的思想史前提下的时空视角。例如他对中国人喜用“时”字，就作过不同层次的系统考察。他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古人用此“时”字，其实相容并包涵了“常”与“变”之两义，因而易传称“时之为义大矣哉”。他还揭示了原始儒家思想与中国农业文明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孟子言尽心知性知天，亦可谓农业人生恰符合于此道。孟子又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时之为义大矣哉。孔子乃是圣之时者。孔子亦如一般农民，懂得一切人事无失时、勿夺时而已。欲求顺物性，顺天性，则必求适时。”“)钱穆坚信中国古圣贤一切大道理皆从农业与农民的实际生活中体会发挥而来。据此，钱穆对中国以农立国的时空条件作了一番考索：“中国以农立国，书(尚书)称：‘钦若敬授’，易序：‘治历明时’。敬授民时，即是敬授民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国地处北温带，春夏秋冬，四季明晰，并分配均匀。四季又各分孟仲季，一年十二月，气候各有分别，并与农事紧密相关。故中国古人之时间观，并与生命观相联系。时间中涵有生命，生命即寄托于时间。时间属于天，生命主要属于人。中国古人所抱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之观念，即本农事来。人中即寓有天，贵能以人事合天时，故日：‘人文化成。’此化字即包有天有时间，人文即包生命，于自然中演出人文，即于人文中完成自然，故中国古人于同一事中即包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观念。……就农业民族之观念，气候固极重要，但必兼土壤。气候土壤固极重要，但又必兼人事。苟不务耕耘，则天时地利同于落空。而耕耘则贵群合作。……稻麦之生长成熟，更见与天时地利人事一体相和。其事则必经历有时间之变，而变中必有常，可以资人信赖。故日：‘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人事既尽，而天心亦即已在人事中。不尽人力，则天意亦不可恃。故中庸日：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苟非有地，则天亦落空，故中国人必兼言天地。但苟非有人，人不能和，则五谷不生长，既无人文之化成，则兽蹄鸟迹，草木茂盛，只为洪荒之世。故中国人言天地，又必兼言人，而合之日三才。此种观念，其实乃是一农业人之观念而已。”钱穆在这里不仅传达出农业立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即除时(天时)空(地利)这二个最为基本的外在性的前提条件外，还必须有人(人和)。这是中国古文献中常出现的基本观念，而实质上它是建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用钱穆的话来说，乃是一农业人之观念而已。
在钱穆看来，农业文明产生于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可继之一地而反复不舍。正是较为适中的温带气候，为中国的农业文明提供了良好的生产条件。他在考察中国文化的起源时，首先将农业文明形成的地理气候环境纳入自己的视野：“旷观此世，人类所生，不仅在温带，亦有在寒带热带生长者。寒带人仅能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迁徙。不能安居，斯不能乐业。……人类最适生长在温带……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虽亦以农业产生文化，但尼罗河下流之泛滥，与巴比伦双河之灌溉，其占地面积，较之中国河、济、淮、江四大流域之广袤宽宏，差别太巨。故唯中国之农业文化，乃独出迥异于世界古今其它诸民族之上，而自有其非常特殊之成就。”‘‘农业文化”这一概念，已在这段话中出现。安居而乐业作为农业文化的最主要的人文特征，钱穆是反复强调的，他还总结了四个字：安、足、静、定。但钱穆同时也认为：和游牧、商业文化比较，农业文化偏向于保守，但却注重“顺”与“和”前提下的物我一体。
重要的是，钱穆不仅指出了温带地理条件之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独特性，他还比较了中国与其它文明古国的环境条件，从而得出了令中国人骄傲的结论：中国农业文化所取得的特殊成就，远在世界古今其它民族之上。
钱穆对四时气节亦不乏考索兴趣，并显示出浓厚文献学与思想史气味，仅举一例：“冬，有终意。万物闭藏，贵于安宁以养。尔雅：‘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冬日之安宁较之秋日之收敛，又不同。……四季十二月节令变化，此即天地之诚。人类生命，即安住长息于其中，宜当自明此理。”此中所指天地之“诚”，乃出《中庸》，其中所涵哲理，在钱穆看来，亦为四季自然运行的内在规律。而尔雅对一年四季之界定，则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钱穆以为这完全是从农业生产生活出发的。所以他又深入到极为具体的农时中作细致的考察：“中国人极重冬至，即重阳历也。禾一熟为～年，中国人重农事，故改从阴历。除夕方尽，元旦随起。除旧布新，天运循环。阴历二十四节，取名日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凡所取名，皆与农事及日常人生有关。上述二十四番花信风，即从小寒起。是中国从汉武帝时，虽决然一依阴历夏时，而阳历中之重要点，亦复保留。”本来，以钱穆的宏观史学视野，难得对农事与农时的关系作如此细致的论述，然而钱穆不但做到了，而且准确地考察了汉武帝在其中的作用;这显然需要学问上的“大通”境界。通观的整体眼光，使钱穆在重视“时”在农事中特殊价值外，还注意到“人文地理”。他曾带有总结性地说过：“最后及于天文地理两门，中国重农，授民以时，厝心历法。……又在中国，地理学之发展，更远胜过天文学。天较远，地较近，故在双方(中西)进展先后又不同。又西方多注意自然地理，而中国则更注重人文地理。远自禹贡及汉书地理志以下，中国人研究地理，皆重人文一面，而成绩斐然。”但“人文地理”和农业究有何直接关系呢?其实，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逻辑前提即为：“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农则必外通天地以为业。……故中国人生，必纳入自然中，贵能顺应自然。”外通天地以为业是农业文明的最基本条件，然人生纳入其中，则必以中国思想的“赞天地之化育”为本，人文由此而出，“人文地理”亦由此而出。当然，钱穆对自然地理之于农业的关系，也是极其重视的，他曾非常具体地分析过黄河流域与农业的关系：“黄河的大隈曲，两岸流着泾、伊、洛、汾、涑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的三角桠权地带里面，都合宜于古代农业之发展。”伯)钱穆极称那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即“水桠权”对古代黄河流域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那才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实际上钱穆已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所依凭的首先是黄河的各条支流。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的是，钱穆对有关农事的生态方面，也有过自然与人文合一的论述，而且他以为这一方面极值探讨。
二、农耕文明造就的“农业人生”
“农业人生”在钱穆的文献中是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它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而出现的。诚如其所说：“中国社会当春秋战国之际，商业随农业而继起。此下的社会经济并不是纯农的，而其文化传统则实建基于农业人生上，儒家立论最可见。”文化传统建基于农业人生，这对钱穆来说，乃是其历史文化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然而，农业人生毕竟又是由长期的农业劳作过程中形成的农耕文明所造就而成，钱穆曾将人类文化分为三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而这三型文化又是由三种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三种生活方式而最终成型的。因而中国的农业人生之于农耕文明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作用，不光是传统道德、风俗等的形成，更为直接的是生活方式特别是思维方式的建构。所以钱穆称农村永远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以独特文化视角来透视中国农耕文明，钱穆便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既富自然性，亦富生命性。”他特以四季节气举例言之：“姑再从一年十二月春夏秋冬四季各项节日言之，亦大可见其涵义之平实而深邃。春者蠢也。一切生命，皆由是蠢动。而农务工作，亦始于春。中国人言，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周而复始，只此一事。有常有变，而又有信。人之在天地大自然中，乃得融成为一体。”所以建基于农业的中国文化之自然性与生命性，还相当突出地显现在“然言春必及耕，不忘劳作，劳作亦自然。而人之所以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者，则亦在此矣。”“”其实，正是在自然的劳作中，生命性与自然性融合为一。
但决非仅此而已。钱穆的深刻之处还在他洞见了农业人生与艺术人生的融通。他指出：“农业人生，其实内涵有一种极高深的艺术人生，其主要关键，即在能把时间拖长。所谓德性的人生，则是一种最长时间、最高艺术的人生。中国画家，撮好画山水，山中草木，水上波澜，时刻新，时刻变，但山水还是此山水。中国社会绵延了四五千年，何尝不时变日新，但仍还是此中国社会。此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但艺术人生毕竟又是由农耕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来建构的。问题在农业人生，本极辛苦，如何能化为艺术呢?钱穆确实已涉及到这一关键问题：“故农业人生，本极辛劳勤苦。但中国人能加之以艺术化，使其可久可大，可以乐此而不疲。又自艺术转入文学。如读范成大之四时田园杂兴，赵孟颊之题耕织图，欧阳修之渔家傲词，亦各十二月分咏。随时随事，无不可乐，人生可以入诗入画，复又可求。”在钱穆看来，人生当求快乐，这无可讥评。但农业人生的最大乐事，终究为乐天知命基础上的自安自足，天人合一。达到这一境界并非一蹴而就，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才能为我们所提出的农业人生何乐的问题提供答案，钱穆不愧是深具睿智的大师，他如此分析道;“原始人类，以渔猎为生，辛苦营求，非为可乐。待其有获，返其穴居休息，始为可乐。或在穴洞上偶有刻划，或月夜出穴洞门，老幼歌舞，洵属乐事。待其由渔猎进入畜牧，乃为人生快乐迈进了一大步。既常群居聚处，橐驼牛羊，又属可爱。有感情，可安逸，较之渔猎时代显已大异。然逐水草而迁徙，居穹庐中，斯亦可憾。转入耕稼，乃又为人生快乐迈进了一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手段目的融为一体。且畜牧为生，日宰所爱以图饱腹，心有不忍。稼穑则收割已成熟之稻谷，非有杀生之憾。百亩之田，五口之家，既得安居，又可传之百世，生长老死，不离此土，可乐益甚。所谓安居乐业，唯耕稼始有之。”最后一句“安居乐业，唯耕稼始有之”，是点睛之笔的结论;然结论亦从历史而来，且服从于自然与人文演进的内在逻辑。质言之，这种农业文明的发展亦体现在农业人生能不断自得其乐：子子孙孙，世袭其业，世传其乐。此即中国文化真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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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农业人生只有落实在安居乐业之基础上，才能转入“艺术人生”，才有最终的天人合一之境界。对中国历史本身的年代分析亦复如此：“中国古有庖牺氏，显然还在畜牧时代。下及神农氏，则已转进到耕稼时代，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只要大家和平相处，宜可各自安居乐业。”可见，所突出者，仍为安居乐业。其实，从逻辑上看，没有安居，何能静定专一;而不能静定专一，又何从有艺术人生。因而，钱穆非常肯定地认为：惟农村人能有此境界。他说：“就内在人生言，都市不如农村，其心比较易于静定专一。……故惟农村人生活，乃为得其中道;体力劳动，无害其心神之宁定，身心动静，兼顾并到。……无欲故静，因无欲则其心向内，可有一静止之坐标。一切皆从此出发。……如此般的人生，乃当于艺术的人生。人生能有艺术，便可安顿停止，而自得一种乐趣。惟有农村人生，乃可轻易转入此种艺术的人生。因其是艺术的，便可是道义的，而且有当于人生之正。都市工商业人生，则只是一种功利的，必待计较与竞争，把自己胜利放在别人的失败上，人生大目标不应如此。昧失了农村人生，则终亦不能了解中国人的那一套文化传统与人生理想之所在。中国社会，工商业早已发展，全国都市林立，已不是一农业社会，但中国文化淡进，则大本仍在农村人生上。”钱穆曾多次提到，农业人生虽备极辛劳，然其心自静，不像都市人不安不静。然而惟能静能止，乃得向前。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足止，乃可一足进;人生亦如此，不能有进无止，有动无静;尽日奔波，总得歇脚小憩。所以钱穆反复从其人文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人文演进观提示人们关注“止”的观念，关注如何能寻觅得一可停脚之“安乐土”，正如他所说：“试再就人文演进言。原始洞膳人，以渔猎为生。此一阶段，不得停止。若停止了，与其他禽兽何别。由渔猎转进到游牧，生事稍舒，但终年流转，逐水草迁徙，不能安土定居，此阶段亦不得停留。停留在此阶段，种种人文，不易有进展。耕稼社会，以农为生，此乃人类惟一可停止之阶段。继此有工商业演进，但工商业，仍须奠基于农业人生之上。不得有了工商业，便不要有农业。……何处能觅得一可停脚之安乐士，此是今天工商资本社会之大苦痛所在。”须知，正是由于安土定居的阶段及其进展，才有了钱穆所讲的“农业社会”。此亦钱穆农业文明论的系统范畴之一。钱穆当然也注意到农业社会中存藏在己，每不贪多，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的特征。所以中国人生事已足，则不过求拓展，安分守己，斯为上策。
三、农业文明与天人合一观
钱穆在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从未离开过对中国文化与思想的核心理念——天人合一观的探究，而在其人生最后一刻的大彻大悟中，也仍然止于这一理念。这一彻悟传达出老人的最后心声是：天人合一观，将是中国思想中能对世界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理念。
须知，钱穆的天人合一观，又从来没有脱离过其农业文明的思想根基，他曾称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据此，他确认：“中国文化理想之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其实农民生活早已符合此道，亦可谓中国古圣贤一切大道理皆从农民的实际生活体会发挥而来。今人称中国文化是农业文化，其语实深有理致。”我们知道，几千年中国农业文明酿成的“天命”观，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因素。钱穆从天命观高度来揭示儒家的人文与自然合一的天人观：“天命，即指人之无奈何之处。人人各得对外面他人作贡献，人人各得对内面自己求完成。此是天命，亦即是人性。中国儒家务求人文大道与自然大道之合一，此即所谓天人合一。儒家指导积极人生一番大道理在此。此番道理，通天人，合内外，这是每一人之性命。”但这毕竟是理想与理念中的天人合一，要落实在具体的农耕文明及其劳作之基础上，还得要结合农业中的“天命观”来进行具体之解说：“农事亦有荒歉，三年耕，常有一年之水旱。农人则诿之日天命。然天命正反面。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收获乃其正面，荒歉则其反面。乐天知命，外面大自然与内部人生亦融成一体。天人合一，自安自足，是为农业人生最大乐事。”显然，这种真正的天人合一观来自农业文化的基本精神——乐天知命。只有乐天知命，才能使外在的自然与内在的人生真正地融为一体。然而我们要问：这种自然与人生之合一又“合”在何“点”之上呢?当然，在钱穆那里，心性合一，内外合一，天地合一，时空合一等往往是“自然人生合一”说法的不同表述或前提性基础。
我们还是看看钱穆如何以农业人生来作解释：“其实农村人之所谓天，主要亦只是此时间观。亦可谓农村人之时间观，其实亦即是一天。天指悠久，地指广大，但农村人心中，常感天地合一，以时间观包括了空间观，故日天长地久。农村人认为只要有此天地常在，一切便可作长久打算。时间在农村人观念中，并非一去即逝;春耕之后有夏耘，当其夏耘时，春耕之时间效用仍存在。接着是秋收冬藏，当其秋收冬藏时，春夏耕耘之时间效用亦仍存在。”前面我们提到过，中国农业文明中极为重视一个“时”字，故在其天人观中，亦有～种极为特殊的以时间包容空间的思想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间观特别看重时间的绵延;在绵延中，“前一年耕此田之时间效用亦仍存在。甚至父传子，子传孙，此一片土地与其历代辛劳，此一切时间效用，亦仍～并存在。此时间与此天地与吾人在此天地时间中所付出之一切工作辛劳，则融凝合一，不可分离。由天地言之，此之谓天地之化育。农业只是在替天地化育。农村人之自身生命，与其自身辛劳，乃把来与天地之化育合成一体，亦具有同一精神。”生命之辛劳与天地之化育合而为一，这也就是自然人生合一中的内外合二。钱穆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关注与探讨，既包容广大，又极深入细致。他曾特具慧眼地注意到耕稼劳作中一“养”字的特殊功能，乃是极为特殊的农业文明中的天人观所造就。所以只有“农村人好言一养字，耕稼工作之本身便是一养，因此农村人看人生，一切需赖养。农村人所重视的工夫，亦可说只是一养字工夫。如日培养，日滋养，日涵养，日保养，日容养，日调养，日绥养，日抚养，对一切物，如植物动物，乃至对人对己，尤其是对人心内在之德性，无不求能养。孟子日：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亦日：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孟子又日：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南宋诗人陆放翁诗有云：致一工夫在存养。亦可说中国的人生哲学乃至文化精神，主要精义，亦尽在此养字上。但都市工商人则不懂得一养字，他们的主要精神在能造。养乃养其所本有，造则造其所本无。养必顺应其所养者本有之自然，造则必改变或损毁基物本有之自然。养之主要对象是生命，造的主要对象则是器物。此两者间大有区别。”‘‘养”的始源性基础当然在天，而“养”的终极境界亦在“合天”，然其途径以农耕文明来说则要通过不同的“培”、“育”、“滋”等等所养，方能各得其养以成;又因其所养对象为生命，所以更需懂得顺其自然。钱穆以为这种天人观为基石的耕稼“养育”观，和西方文化的创造观有根本不同的特征。
此外，我们必须提及的是，钱穆坚信，只有真正的农业文明才能体现出“人文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文化”之统一。也就是说，农业文明的正常进展，能最好地表征“人文演进，亦可说即是一自然演进”这一钱穆始终持守的人文主义理念。
四、中国农业文明的和平特征
钱穆极称中国为举世唯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独得绵延五千年之久。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的弁言中对农耕文化的“和平”特性有一基本界定：“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日‘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日‘顺’日‘和’。其自勉则日‘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这一界定非常重要，它还牵涉到我们前面所讲的中国农业文明的的安居乐业之基本特征与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
和平特征何以最能体现在中国的农业文明中，钱穆首先对此作了一番思想史考论，东汉郑玄在解说《论语》时，就用“仁者，相人耦”来界定仁这一范畴。而相人耦最初则显然是在农业的耕稼劳作时所发生的两人合作而又需相通的一种状况，后来人们更多地是使用“相人偶”来解说仁，其意则更重在两人的心相通上。在儒家看来，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仁的文化或建基于仁的人生哲学上的文化，二千多年来～以贯之。所以钱穆在深入考察了农业耕稼的“养育”之系统涵义后，作了一结论，其意为中国农业文明以“养”为主，西方工业则以“造”为主。“养出于爱好心仁慈心，以所养为主，而养之者若退处于贡献与牺牲之地位;造则出于功利心自私心，以所造为满足造此者之另一期图。若人类对于此种功利自私心日滋月长，充塞人间，则所造全为争器，不仅争财。抑且争生命。今天的世界，乃至变成一人相食乃至人相杀之世界，乃全赖此等器物之造出，而核子武器成为今日人类创造不安定因素顶点。一面说是巧夺天工，另一面说，夺了天功，则弄巧反成拙。……其实和平只在人类一心，决不在原子弹头上。和平只在人类一心，而此“一心”主要又是靠情感来充实丰富，在钱穆的思想范畴中，情非欲，“冲淡物质欲望，溶深心灵情感，此惟中国建基农村之传统文化有此精神。”更重要的是：“心灵人生始有让。强于欲则争，丰于情则让。注重物质人生，必感内不足，引起多欲，自多争。注重心灵人生，乃感内有余，引起多情，乃多让。争而得，欲愈增，愈感不足，继之者仍是争。让而意惬，情愈深，愈感有余，必更让。”可见总体上的和平，并非轻易可得，更非强力意志争斗社会中可得;要之，农业文明注重心灵情感生活，崇尚礼让，才是和平的根本基础。须知，对钱穆而言，情本论是其整体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情乃“和乐”之本，而情本论的根基则在农业文明的延续发展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点至为重要。对钱穆的农业和平观尤其是一个逻辑前提。所以钱穆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百亩之田，生事已足。五口之家，和乐且耽，乃更所重视。治国平天下之大道，亦推此和乐之心以为解决。和乐且耽，还生成了典型的农业文明的好生、乐生之情。在钱穆看来，以仁为基础的农业文明中的情感生活，必然要发展出一种“在同太平之大群主义”，这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农国的终极和平境界，是钱穆眼中的农业文明发展之旨归。
然而可惜的是，“不幸当前人类大群，多以利合，少以亲成。抹煞个人以为群，斯各个人亦将不惜毁灭其群以求各自之占有与表现。换言之，此群体乃是从外面势力合成，非由人生内部和会而来。惟有农村社会乃最合人类成群之大原则。因农业为人类共同基本所需，农村人各于此所需上作贡献。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乃其所占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长年辛劳，乃其所表现。农村人虽分散离居，只鸡呜犬吠之声相闻，而不害其能成一大群。天下一家，中国一家，乃是农村人想法。固不闻农村人在其群中争自由，争独立，争平等。实际上，农村人早已在此大群中各自自由独立平等了。故农业群，则必然是一和平大群。”而且，钱穆确认中国的农业文明中，自有其绝好的“多情寡欲”的教育场所，这对造就中国唯主多情，但求少欲的文化传统，是得天独厚的。“情有爱有敬……敬亦人心自然。农村人多知敬，天地山川，一草一木皆所敬。乡村日桑梓，一桑一梓，植自父祖，与我并生并长。任意斩伐，心有不忍，并亦敬之若神。今日国人则讥之日迷信，又称之日多神教，不知此亦农民心中一番敬意之自然流露。既敬天，乃敬及草木。”真正的“敬”当为人情之自然流露，故日“敬亦人心自然”。这对农业文明的和平境界，是至为重要的。
由此，钱穆主张“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