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上讲的这些都有考古学的依据。依据考古发掘的年代和农学家对这些稻谷遗存的分析，我们的结论就有了科学基础。
中华文明为何从未中断，缘于两个农业体系大而互补
事实上，到公元前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国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就已经形成了。
在北方，就是以种两种小米为主的农业体系。这一农业体系中还种有别的东西，比如桑、麻，还有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豆子，有些地方也种稻子，以后又从西方引进了小麦、大麦。关于小麦、大麦，过去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就提出来过，认为是外来的。过去主要的谷类作物在北方，就是两种小米。不知道大家读过《诗经》没有？《诗经》里面就是很多地方讲黍、稷，黍稷，黍稷稻梁，黍就是现在的黍;稷，有人说是另外一种黍，有人说就是粟。《诗经》里面也有稻梁这些词。直到汉代以后，小麦才在中国的北方大量种植起来。在这样的农业体系中，家畜以猪为主，同时还产生了对应的耕作制度和农业工具，总体构成了一个农业体系。所以，我们提出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种植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旱地农业体系。
在长江流域呢，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体系。在这个农业体系里家畜也是以猪为主，但同时有水牛。
这两个农业体系的形成对中国来讲极为重要。为什么？这两个农业体系在两个地方，但两者又紧挨着。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做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做补充。而且这两个农业体系涵盖的地方非常大，大家翻一下地图就知道了，比伊拉克要大好多倍，比埃及也大好多倍，比古印度那块地方也大好多倍。这两个大而互补的地方，会起一种什么作用？因为大，它就有一个宽广的基础，而中国周围都还是采集狩猎经济，没有强势文化。即使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文化来干扰，它这个核心地区也是稳稳当当的。西方就不是这样了，尽管有的地方发展程度很高，但它比较脆弱，有一个野蛮民族入侵，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所以不管是像伊拉克两河流域的文化也好，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也好，都中断了。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现在的印度人也不是古印度人的后裔，两河流域也一样。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没有中断过。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中国文化的特色，就以这个广大的农业为基础，而且是两个农业体系，就像双子星座似的，拧在一起。
中国农业起源尚有许多未解之谜
第一个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至今发现很少，北方就更少了。要把农业起源的根本问题弄清楚，这一部分工作还得继续做。大家想一想，我曾经在仙人洞遗址挖了很长时间，一个稻子没找到，只找到了硅酸体;在玉蟾岩，汇集了世界顶尖的农学家、农业考古学家，但是大家的发现也很有限。这就告诉我们，要把中国的农业起源真正说清楚，还要做很多工作。
第二个，就是考古发掘的人很多缺乏农业知识，于是有很多的农业遗存被当作一般的土扔掉了。所以在考古学方面，要大力推广农业考古知识，否则像现在这样基本建设规模如此之大，到处都需要抢救性发掘。这种发掘粗糙得很，很多信息都给丢掉了，非常可惜。所以我一再呼吁，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也要仔细做，否则损失没法弥补。
第三个，对农具的研究不够。我们常常是拿了一种形状的东西，像个铲子，我就说是铲子;像个镰刀,我就说是镰刀。实际上农具应该根据它的使用痕迹作研究。比如说镰刀，用它割过谷物后会留有硅酸体，而硅酸体会发出一种硅质光泽，这用光图一看就知道了。而这部分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人做。在考古发掘中发掘出一把铲子，这铲子当然是可以翻地的，但也可以是挖坑、挖沟的。那么翻地的铲子有什么特点？翻过的地跟没翻过的地，在土壤的结构上是不一样的。这个工作，我们也没怎么做。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农学家对野生祖本的研究不够。比如，我们知道栽培稻有粳稻、籼稻两种。过去农学家就认为粳稻是籼稻变来的。现在的研究发现，野生稻就分粳和籼。实际上普通野生稻还不止这两种。栽培稻呢，就有一点麻烦。栽培稻的基因一般很难保留。所以，以后在找到河姆渡这样的遗址的时候，要特别加以保护。
中国的农业，在它起源的时候，就在世界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往后中国农业的发展又走了一条非常特殊的道路。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是在农业起源地湖南，把我国农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