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化”已经成为与城市家庭教会密不可分的一个概念。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不仅由城市家庭教会最先提出，而且迄今为止一直由城市家庭教会所主导。“公开化”不是一种策略，一个口号，甚至也不是一场局部或片面的教会运动。“公开化”是家庭教会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之下生命形态的整体更新。所谓“新的社会文化条件”就是家庭教会可以进入的主流社会。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公民社会正在中国孕育，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得家庭教会可能走出被挤压的社会边缘状态，进入社会文化的主流。“公开”就是走出“地下”，“地下”就是不为众人所知，就是隐蔽于主流社会的秘密状态；“公开化”就是在主流社会里面堂堂正正地显明自己。“生命形态的整体更新”意味着从里到外的全面转变。“公开化”听起来好像仅仅涉及家庭教会生存的外部关系，但实质上却是包含着内部关系的转变。家庭教会必须更新自己的教导体系与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重新设立灵性生命培训的主要方向与形式，才有可能在主流社会里面生存与发展。

以新的形式活出生命本质（白色殉道），以新的形式培育携带该本质的生命（以堂会制为背景的牧养），以新的形式表述生命的本质（教义的建立及其相关的神学发展），这些是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内部方面。

一、白色殉道

“白色殉道”是相对于“红色殉道”而言的一个概念。首先，在“殉道”的意义上，两者是同一的。“殉道”的背景是天国与尘世之间对抗性的对立。“道”就是天国的真理，“殉”则是自我牺牲，即是圣经中所说的“舍己”，“殉道”就是为了天国的真理而自我牺牲。如果天国的真理与尘世的生活是同一的，殉道就完全没有必要，天国与尘世之间此长彼消的对立关系是殉道的前提。“道”是“殉”的目的，所有自我牺牲只有指向天国真理的时候，所“殉”的才是“道”；“殉”是必要的手段，没有牺牲，“道”的实现就是自然，而不是“殉道”。殉道的牺牲一定指向自我，殉道就是舍己，即自我牺牲；牺牲别人而想达到“道”的完成，就是权谋，所实现的也一定不是“道”。殉道是主体性的，殉道的牺牲永远是主体的自愿选择。殉道的象征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自我牺牲彰显了天国在此世的表现形式，从而，成为了殉道的最高表现。“道”是被尘世所弃绝的，所以，才需要“殉”，尘世对天国的逼迫是殉道的外部条件。当下是属于尘世的，所以，尘世在当下总是对天国具有外形上的进逼之势，于是，在此世持守天国的真理，就必须付出代价。殉道是天国在尘世生活的常态，以激烈冲突的形式完成了天国对尘世的超越；殉道是天国在尘世存在的必然表现形式，没有殉道，天国就不可能建立于此世之中。不管“红色”“白色”，只要是天国的生命，在尘世里面就得“殉道”。对于基督教信仰，“殉道”以天国为目的，以牺牲为手段，以自愿舍己为主观要件，以尘世逼迫为外部条件；总括而论，“殉道”就是为了天国真理而在尘世逼迫时自愿选择舍己牺牲的信仰生命形态。

对于基督教信仰，殉道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而殉道的具体形式却是相对的或有条件的，“红”与“白”的色彩指的就是殉道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具象形式。“红色”象征着“流血”，“红色殉道”是指基督信仰在与尘世的剧烈外部冲突中，为了坚持信仰而作出的自我牺牲。“红色殉道”具有惨烈的鲜明形式，是尘世以残酷的形式剥夺肉体生命和施加生理或心理的痛苦，强制性地剥夺财产、名誉、职位、人身自由、正常居住环境、工作或学习的机会，等等，承受这些逼迫是外在感官立即可以知晓的。在十字架上钉死，斩首，用石头砸死，火刑烧死，在斗兽场被野兽咬死，鞭打，刀砍，棍击，监禁，流放，苦役，示众，游街，辱骂，禁绝饮食，没收财产，禁止就业，开除公职，拆散家庭，等等，都是基督徒曾经为了坚持信仰而付出过的具体代价。“白色”则象征着“圣洁”，“白色殉道”指的是基督信仰在与尘世外部和平的情形下为保守信仰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就自我牺牲的形式而言，“白色殉道”具有间接性，不分明性，内在性。“白色殉道”的外部环境是教会与尘世的外在和平，但是，外在和平并不意味着教会与尘世的同一。“外在和平”仅仅意味着教会可以与尘世共享同样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而在同样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之下，教会却活出了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共享同一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仅仅造成了“外在和平”；彼此完全对立的价值观却使双方处在“内在争战”的对抗状态。

在“白色殉道”时期，教会与尘世之间实际上进入了交织扭杀的白刃战；由于共处于同一的外在环境，各自都迂回到了对方的腹地，潜伏在敌人的内部。以往由于外在的分离，彼此的战斗更多地带有外在的意义，打呀杀呀的都是外伤；现在双方混杂在一处，外在的隔绝不存在了，彼此的生命全都敞开，无遮挡地进行着贴身的“肉搏”。在此搏杀里面，教会一方获得了内在的改变世界核心价值结构的机会，于世界一方，处在了俘获教会灵魂的地位。这一争战的外在形式远不如“红色殉道”时期那么激烈，但对彼此生命本质的杀伤力却要大得多，可以说双方都正在从内部绞杀对方的灵魂。世界对待教会的首要战略不再是较力，而是诱惑；不是将教会驱赶出自己的阵地，而是诱使教会离开自己的阵地。从外在形式看，世界对教会不再是夺取，反倒是给予，透过外在的给予，达到内在的俘获，所以，攻击不是直接的，由此，也就不分明，更加难以防御，不声不响地就中了招，受了内伤。功名、利禄、酒色、权势，这些外在的重负掏空了教会的内在生命活力。这就是著名的“红豆汤”战略。相比较于“红色殉道”的浓重血色，“白色殉道”的力量在于淡泊的定力。克制“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面对世界价值观所推崇的金钱、权力、名声、女色，说“不”，这些就是“白色殉道”的主要内容。“白色殉道”就是在声色犬马、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保持圣洁的天国形态。“白色殉道”的外在形式似乎并不激烈，但这并不减低其生命的力度。“白色殉道”与“红色殉道”的区别仅仅在于外在形式，两者的“殉道”本质却完全一致。

教会的“殉道”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就是基督生命的永恒本质，离开了“殉道”，教会就已经变质，换言之，不会“殉道”的教会根本不是教会。然而，“殉道”的形式却会发生变化，无论以什么形式为了基督而舍弃世界或老我，那都是“殉道”。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变，是回应世道的变化。当教会进入主流社会以后，教会与世界的外部对抗消失了，争战由外转入内，“殉道”的形式也由“流血”变成“圣洁”。“进入主流社会”是“白色殉道”的外部条件。如果教会依然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则“圣洁”就不是争战的主要内容，因为教会的圣洁已经被外在的隔绝守着呢，并不需要特别的内在牺牲。只有生活在主流社会之中，不圣洁的属世之物唾手可得，“保持圣洁”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保持圣洁”才是“殉道”。在“红色殉道”时代，金钱、权力、名声、女色并构不成对教会的诱惑，因为只有可能得到的东西才构成对主体的诱惑，而那时的基督徒已经外在地被隔绝于金钱、权力、名声、女色。没有诱惑，就无需为拒绝诱惑付出代价。那时的教会确实圣洁，但那是不知不圣洁之诱惑的圣洁，从而是无需为拒绝不圣洁而付出代价的圣洁。单就圣洁而言，那时的教会有“道”，却无需“殉”。进入主流社会，一切不圣洁之物随手可取，圣洁不再由外在的隔绝来保护，而取决于主体的选择，由此，“放弃不圣洁之物而选择圣洁”才是一种自我牺牲，圣洁的“道”才需要“殉”来守护。在整个家庭教会里面，城市家庭教会由于其文化构成而率先进入了主流社会，从而，她首先经历了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变，由此不得不担负起为整个家庭教会探索“白色殉道”道路的任务。

目前的教会发展正处在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换阶段，“红色殉道”和“白色殉道”实际上是混合地构成了教会生活的内容。家庭教会内部的流行观点认为：世界仍然零星地实施外在逼迫是一件好事，因为外在逼迫提醒教会与世界的区别。这种观点忽略了目前教会的一个盲区：外在逼迫已经不是世界进攻教会的主要手段，而成为了撒但的佯攻，至多只是其攻势的侧翼，从而，“红色殉道”也不再是教会“殉道”的主要形式。在北京，发生过这么一个笑话式的事件，一个家庭教会成员对前来干涉教会活动的警员说：“那你就抓我走吧！”该警员回答道：“你别想让我给你这个荣耀”。可见，对峙的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外在逼迫已经不再作为教会发展的主要威胁。只有真正付出“殉”的代价，被逼迫才具有“殉道”的意义，现在“被外在逼迫”往往成了炫耀的资本，这既表明外在逼迫的力度在下降，也显示了其中的“殉道”意义在减少。在此种情形之下，教会若依然把“红色殉道”放在教会生活的首位，必定会忽略撒但侵袭教会的主攻方向，而将失去教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即“白色殉道”）。

二、全人牧养

牧养的对象应当是整个人。“牧”来自牧羊。在古时，所牧的羊是个性化的，每只羊都是一个具象的整体，甚至都有自己的名字（所以，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那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认知，而是一种个性化的具象关系。）一群羊并不等于一批羊，“批”是一个划一的抽象概念，是一个数量的凑合，每只羊仅仅具有凑个“羊头”的数量意义；“群”则是许多只具象整体的羊的集合，从而每只羊都具有个性。牧养就是在基督徒身上培育基督的生命，牧养的目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生命永远是一个具象的整体，所以，只是传递关于基督的理念，或者基督徒生活的程序或技巧，都还不是牧养，因为那仅仅涉及了基督生命的某个片面；牧养是让人具象地或实际地活出基督的生命，牧养所传递的是活生生的基督，是有血有肉地实际活着的基督。

牧养的对象是基督徒的全面生命。生命是整体性的，所以，必须由全面的生活展开，不涉及生命的各个方面，就不可能建立整体性质的生命，牧养就是在基督徒的全面生活里面建立基督的生命。基督不仅化作一个人（耶稣）的生命来牧养我们，也把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来牧养。所传的既然是一个全面的生命，承接的就必须是一个全面的生命，牧养就是被传的整体生命与承接的整体生命之间的全面连接。所传的既然是一个个性化的生命，承接的就必须是一个个性化的生命。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只有还原为具象的个人，才可能作为整体生命存在，涉及个人的全面，只有在这个人的具象存在里面才能完成，牧养就是落实到具象个人的个性化生命传递。

在现代西方的教会里面，由于理性主义的影响，牧养的内容被盗空，从而，实际的牧养渐渐丧失了自己的本质。这种偏离本质的“牧养”，只限于在某个时段（主日崇拜或主日学，至多再加上查经班），批量地（向一班人）教授关于基督的理念知识。由此，“牧养”者不过是一个片面性地（在主日的时段及理念的层面）介绍基督知识的职业讲课人，从而，被“牧养”者也相应地成为仅仅在某个时段及某个层面领受“基督”观念的“理性基督徒”，或者“主日基督徒”。在这种不成其为牧养的“牧养”之下，信仰不再是一种生命形态，而蜕化为仅仅存身于主日的礼仪，仅仅局限于头脑的理念。（这里特别加以说明，仅是为了指出此牧养非彼“牧养”，是为了回归到圣经本意的牧养。）

在以往的中国家庭教会里面，并没有形成牧养的机制，教会生活的形式类似于“放养”。所谓“放养”是说教会仅仅把握基督徒的聚会生活，只在分别为圣的方面实施教导，在分别为圣方面之外的日常生活里面则放任基督徒自理。传统家庭教会的“放养”形式与“红色殉道”时代的历史环境有关。牧养的目的就是使基督徒在其全面生活里面形成和保持与尘世不同的天国生命。在“红色殉道”时代，外在的逼迫使得真正的基督徒根本无法存身于主流社会，从而，即便教会里面没有具体牧养的机制，基督徒的生活依然具有牧养欲达到的生命形态。那时，只要一个基督徒以聚会的形式申明自己是基督徒，则主流社会立即将该基督徒排除于主流社会的正常生活之外。换言之，基督徒只要守住聚会，就守住了自己作为基督徒的全面生活，因为只要基督徒以聚会显明自己的身份，主流社会就将基督徒分别出来区别对待，以外在的强制迫使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活出与尘世不同的生命形态。可以说，在“红色殉道”时代，尘世的逼迫帮助教会“牧养”了基督徒，教会只要在聚会里面使得基督徒分别为圣，尘世就会在日常生活里面逼着基督徒分别为圣。当外在环境允许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放养”就不足以维系基督徒的全面生命。如前所述，“进入主流社会”意味着，教会与尘世分享了同一的外在社会文化形式；由于外在逼迫的消失，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与他人同样地生活了。就外在生活形式而言，基督徒在主流社会里面不再是另类，而是一个与他人相同的一般社会成员。在身份登记的表格上面填上“基督徒”三个字，不再让基督徒在工作、学习、居住方面被歧视性地区别对待。从外在生活形态看，基督徒已经与其他一般社会成员相同，此时如何在社会日常生活里面维系基督徒与他人不同的天国生命形态，就成为教会生活的首要问题。

“放养”显然不足以响应这一挑战。“放养”的实质就是紧紧抓住基督徒分别为圣的生活方面。“分别为圣”的概念有两层涵义：（1）指的是基督徒与尘世完全对立的生命本质；（2）是指基督徒直接投身教会的生活方面（诸如七天中的主日，财政收入中十分之一的奉献，等等），这一生活方面有别于基督徒与他人相同的一般社会生活。后一个“分别为圣”是前一个“分别为圣”的保证，却不等于前一个“分别为圣”。在“红色殉道”的时代，由于主流社会对基督徒的外在排斥，基督徒只需要在直接的教会生活里面“分别为圣”，就自然地在社会生活里面“分别为圣”了，因为主流社会的外在排斥使得基督徒与一般社会生活有着明显的外在区别。在“白色殉道”的时代，主流社会在外形上不再排斥基督徒，允许基督徒进入主流社会的一般社会生活，于是，直接教会生活里面的“分别为圣”就不一定能够保证一般社会生活里面的“分别为圣”。在外形不同的情形下，保住彼此的区别其实是较为容易的事情；在外形相同的条件下，要维系内在的分别就困难得多了。在“红色殉道”的时代，只要以直接的教会生活申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于是，教会与社会的外在分离自动地使得基督徒分别于尘世。在“白色殉道”的时代，尽管基督徒在直接教会生活里面“分别为圣”了，回到日常生活里面，仍然要面对如何在与尘世之人外形相同的生活里面“分别为圣”的问题。在直接教会生活里面的“分别为圣”，必须在外形不那么分别的实际生活里面活出来；仅仅只限于把握基督徒的直接教会生活而任由他们自己面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放养”制，显然不能维系“白色殉道”时代的基督徒生活。牧养就是在基督徒的全面生活里面培育和维系他们的天国生命形态。牧养不仅仅限于在直接的教会生活里面教导一个普遍的天国真理，而且是要还原到基督徒的具象生命，使得基督徒在与他人相同的外在生活里面依然活出“分别为圣”的天国生命形态。牧养的关键在于实际，在于具象，在于个性化。牧养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具体生活问题一个具体生活问题地，让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里面实际活出基督的生命。在“红色殉道”的时代，教会生活是提纲挈领，只要抓住直接的教会生活，牧养的事情（即在日常生活里面“分别为圣”）是由尘世否定性地代替教会做了。在“白色殉道”的时代，尘世不但不再用外在逼迫帮助基督徒“分别为圣”，反倒用给予更多尘世生活的方式来诱惑基督徒与尘世认同，这种挑战就使牧养重新回到教会生活的首位。让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日的实际生活里面，抵挡住尘世价值观的诱惑，活出与尘世不同的基督生命样式，这就是牧养的本质。可以说，“白色殉道”的本质必须由牧养的形式才可能完成，或者说，牧养是“白色殉道”的形式保证。

城市家庭教会最先进入主流社会，于是，也就最先遇到了牧养的挑战。观察教会的实际生活，不难发现是城市家庭教会最先在教会教导里面提出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这就是牧养的开始。不过，日常生活问题的提出还不等于牧养。目前城市家庭教会的偏差在于，企图使用非牧养的方式解决牧养的问题。首先，目前许多城市家庭教会将生命的具体问题转化为片面的技术问题。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是天国生命的一个方面，却并不由此而成为一个可以从整体生命中分割出来的片面。这些日常生活问题仍然是基督徒整体生命在一个生活领域所面对的问题，尽管该生活领域可以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但是，在该领域里面对问题的仍然是基督徒的整个生命。如果将基督徒面对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片面化，就事论事，会使得生命问题技术化。例如，如果婚姻问题仅仅是婚姻领域的情感问题，而不是基督徒如何按照圣经教导活出天国样式的生命问题，所有关于婚姻问题的教导就只剩下了夫妻关系的技巧。牧养是深入到具体生活领域的生命培育，而不是局限于具体生活领域的技术指导。例如，基督徒的婚姻问题不是基督徒生命加上婚姻技巧的问题，而是基督徒在婚姻中展示天国生命的问题。其次，当下的不少城市家庭教会只会使用抽象的程序代替具体的牧养，技术化必然导致程序化。请专家来讲讲普遍适用的课程，那就是牧养了吗？即使专门机构的人员进行个别辅导，或者牧者使用程序化的方式单个辅导，就可以代替牧养吗？在具体日常生活领域里面的牧养仍然是整个生命对整个生命的关系。单单凭借一套程序，没有生命的人就能够传递给另一个人以生命吗？没有生命的全面连接，仅仅依靠一套程序，两个生命就可以交流了吗？牧养永远是具象的，具象就是不可解构的整体，所以，牧养必须是不可解构的整体生命之间的交流。在某一个性化的具体境遇里面投入自己的整个生命，这是进行牧养的基本前提。片面性的投入，程序化的连接，都不足以进行真正的牧养。现今的城市家庭教会仅仅提出了牧养的问题并且尝试建立教会的牧养机制，但要形成真正的牧养工作，尚需很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