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位中国最基层的单位——— 当年的生产队书记、县委副书记，一步步扎实地走到今天。他，性情谦和，为人平易，然而执政颇有铁腕风格。他，出身于高干家庭，其父习仲勋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习近平意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

给腐败成本细算“三笔账”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 “红船”。2002年10月，习近平调任浙江后，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促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对习近平，一般在职的机关干部的普遍印象是，“习书记的讲话，往往一语点中要害，对于丑恶现象，从来不留情面”。知情人认为，习近平的个性更在于他强调和重视“官德”和人格魅力。对待“吏治”与“官德”，习近平在浙江可谓措施迭出，警告频仍。

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这是习近平对权力的诠释。在他眼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而且是“立国”之基。中国历代思想家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从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中的这句话，他十分推崇。习近平说，“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要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想达到“正”，就要自省、自律、自责、克己，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习近平说，它直接反映的是个人的“内功”，即个人的道德素质——— 道德素质好，就能不论白天黑夜、明里暗里，都能严防死守，矢志不渝，管住自己的口、自己的手、自己的腿，以及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从而使自己坦荡从容。

2004年7月15日下午举行的浙江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代表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人民作出6条廉政承诺时，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干部要算一算“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习近平说，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不忘“一饭之恩”的大丈夫

习近平的童年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度过，而他的少年时代更与父亲的命运紧密相连。由于“文革”期间父亲被打倒，不到16岁的习近平就被迫前往陕北插队。这段经历成为他永远难忘的记忆，也成为他最宝贵的一笔人生财富。“我几乎那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

当时，约29000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习近平是第一个当大队支部书记的。这种历练，让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1968年，习近平从北京到梁家河村插队。他不会做饭，一个叫吕侯生的就把做饭的事“承包”了。习近平酷爱学习，常在煤油灯下读着吕侯生连书名都认不得的书，吕侯生就憨憨地坐在油灯的一旁，陪着习近平看书写笔记，晚上也不回去了，一条被子俩人合伙盖。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本来就贫困的吕侯生已债台高筑，实在没法了，给习近平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不到半个月，习近平给他寄来500块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此后，只要在市里，习近平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吕侯生的病榻前来一趟，他说：“侯生，给你治病，都是我自己花钱，花多少我都愿意。”

经过治疗，吕侯生的病得到了好转。吕侯生要回陕北了，习近平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还把2000块钱塞到吕侯生手里。吕侯生激动地说，近平同志，真不好意思呀，这一趟花了你几万块。习近平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哩！”

情结八闽抓“小”不放“大”

从1985年到2002年，习近平在福建的17年半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有人说，他的17年半已经和福建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调任浙江时，他在感情上自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而且我觉得已经是不解之缘吧，肯定我一辈子都跟福建联系在一起。17年半，也是我最好的年华啊，我是当时人们说的三十而立，我32岁的生日是在厦门当副市长履新的时候度过的。就是那一天，厦门市领导说给你接风，你今天上任了。我说今天恰恰是我的生日”。

习近平到任不久，遇到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骛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攀龙附凤”誓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2002年10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调往浙江，仍然出任省长。知情者透露，习近平由福建省省长任上调来浙江主政，原本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前，他有思想准备，组织上可能调他到陕西省或西部某省工作，因为他与陕西的渊源要深得多。也许是因为浙闽相邻有诸多类似，也许就是考虑到对“浙江经验”的思路对接，习近平最终没去陕西而来到了浙江。

到浙江短短一个月后，习近平又当选为浙江省省委书记。无论是当省长，还是当省委书记，习近平始终都以平常心从容面对。他说：“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又兼任书记，一点都没想到。当时，我想一定要做好，绝不能做不好。因为我做不好的话，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这是对浙江4600万人民的事情。组织上给你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做好这个工作，但是我们确实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又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人曾经这样概括过习近平的从政之路，从陕北农村大队支书做起，在河北正定正式起步，在福建政坛走向成熟，而在将知天命之年，他又来到浙江，踏上新的征途。习近平迅速确定了浙江发展的战略方向，提出了主动接轨长三角，打造生态浙江、文化浙江，发挥深海资源优势等八大举措。

习近平说，主动接轨上海，积极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必将促进沪苏浙三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保持长江三角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加快打造世界级的城市带，从而牵引和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沿江地带乃至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红色名门之后取信于民常下访

外界评价习近平性情谦和，为人平易，但是做起事来却毫不含糊，甚至颇有铁腕风格。1988年，他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曾经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宅的问题，被他列入调查的干部多达2000多名。记者问：“事后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习近平直言：“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觉得我确实不是为了自己，我就是来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

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习近平为官的一个准则，这种想法来自于家庭的耳濡目染。很多人都知道，习近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的后代，他受父亲的影响很大，习近平从小接受的就是革命教育，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

熟悉习近平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喜欢到基层去走走看看。无论到哪里工作，他总是要求自己先做一个学生：“到一个地方呢，就是先做学生。再一个就是吃透情况，不要盲人摸象，所以我来了以后，就是尽量地跑。”他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在到任浙江9个月后，他跑了90个县市区中的69个。通过这种方式，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民情政情。一位曾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的记者说，习书记的精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比不了。有一次在四川视察当地一批浙江省的对口扶持县，因为地处高原，很多干部都支持不住，中途退了下来，而习近平不仅从头坚持到尾，更是随时随地走下汽车，走到老乡中去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

习近平说：“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充分认识做好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工作的重要性，长期坚持，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摘自《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