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出台一项新政策,李克强往往要经过多轮的反复酝酿,把不同看法重新研拟,形成最佳提案。这种跨界决策显示了李克强全局统筹的能力和谨慎周全的工作风格。
“喜欢笑着解决问题。”曾有共事过的官员这样评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自 2007 年到今年全国“两会”,李克强以政治局常委身份担任副总理,分管发展改革、物价等关乎大局的领域,经常会遇到棘手难题,其中有很多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但他不回避,也不张扬,妥善化解矛盾于无形。
从地方到中央,李克强一一化解了不少这样的“难题”,被境外媒体称为“破解复杂难题的高手”。
那么,在这些难题化解中,可以读出哪些“李氏解题艺术”呢?
遭逢难题的必然选项
直接调动干部下沉一线的“大动作”,几乎是李克强遭逢难题时的必然选项。
比如在河南 2003 年 SARS 蔓延时,为了劝止麦收时节农民工返乡但又不误农时,动员干部下乡收麦;
比如厅级干部带头,拉网式筛查艾滋病患者状况;
比如 4 万干部下访。
这一执政风格可以追溯到 1992 年。
1992 年,“南方谈话”以后,各级团组织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不知所措。
团十三大闭幕十来天后,由团中央书记处直接组织的“新时期我国青年工作的现状与发展战略调研”启动,在书记处 7 名书记的带领下,团中央机关调集一半以上的业务干部, 105 人急赴 29 个省市区。
调研队伍出发之前,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要求:调研不能就团论团,要跳出团的圈子,放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要带框框,不是去找论据,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
事实上,这也是他本人的调研方式。曾有记者随李克强到山东某地考察,目睹他在休息时间很自然地走上街头,随意推开小商铺的门,跟“小老板”聊聊生意经。
《中国青年》杂志当时的报道说,调研队伍沉入基层 1 个月,团中央的干部向被调查对象提出了“没有任何外包装”的问题。
调研归来,在北京大兴县举行了一个团内高级别的务虚会,为期 3 天。与会者说:本以为务虚会是个半休息、半工作的会议,可李克强要求,凡已形成文字的调研情况,发言时略去;讨论要跳出部门的圈子、跳出团的圈子;放开说,可以各抒己见,也可各执一端。
那次务虚会最后,李克强总结发言,果断推出若干措施,集中优势打整体战,扎扎实实办几件影响全局的大事。
所谓“影响全局的大事”,就是 4 个月后亮相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这两大工程影响延续至今,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志愿者”,早已化为民间自觉。
“善于设置某种工作机制”
“他善于用设置某种工作机制的方式,优化整个工作的结果。”一名卫生部官员称。
这一评价源于李克强推动“医改”难题的破解。
在温家宝的国务院班底中,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一度兼任六个以上国务院级别的“领导协调小组”组长、两个以上国务院级别的“领导协调小组”副组长。其中最受重视的是“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领导小组”。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李克强面临的却是牵扯到几乎所有部门机构的老大难问题,需要打破樊篱,全局统筹,横向决策,才有可能取得局部突破。
为此,李克强打破单一结构,除了对口的职能管理部门卫生部外,在他领导下的医改小组中引入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多个关联部门,产生多部门博弈和争执。
李克强还一反常规,在医改小组下设立专家、顾问委员会,并让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也成立相关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这一较为中立的智囊机构往往会提出不同于政府部门的调研结果。
每出台一项新政策,李克强往往都要经过多轮的反复酝酿。他曾先后多次批示,把几个部门对医改的不同看法重新研拟,形成最佳提案。这种跨界决策显示了李克强全局统筹的能力和谨慎周全的工作风格。
经过几年努力,医改成效初显,中国基本医保制度已经覆盖了全国 95% 以上人口,民众看病难和医疗负担也得到明显缓解。
代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方向的“十二五规划”,也是由李克强主导制定完成的。
“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多方利益直接参与博弈。比如,据一位国务院官员透露,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要优先上这些项目,像钢铁、水泥生产力过剩项目就要少上,但一些企业还想上 1000 吨规模的钢铁厂,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些千丝万缕的利益博弈对李克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提出考验。他先后组织较大规模的座谈会、发表有关讲话或者作出重要批示 18 次,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基本思路,并逐步找到利益交汇点。
2011 年 4 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十二五”国家重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以“专项规划”为抓手,对纲要提出的目标特别是约束性指标进行必要的分解,转化为发展实际行动。
是专业能力,更是选择
破解难题,不仅是一种专业能力,更是一种选择——孰重孰轻,孰先孰后。
2004 年 12 月末,到任辽宁省委书记 12 天,李克强来到抚顺莫地沟。
莫地沟是老棚户区,房子多是日伪时期建造的劳工房、简易房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造的土石房,房龄多超过半个世纪,没有公共排水、供热、供气设施。这里聚集着城区最贫困的人口。
李克强去的那天下着大雪,气温零下 29 ℃。他目睹了近千户居民共用一个厕所。他走进半地下只有 9 平方米的一位退休老矿工家,“居民区里 70% 的人都下岗了,这样的地方确实比贫困乡村都困难,出乎我的想象。”李克强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临走时,他只讲了一句:“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群众搬出棚户区,这要作为全省的‘一号工程’!”
在抚顺的调研座谈会上,李克强说:“我们到莫地沟,有一位大嫂就说,你们领导经常来,我们很受感动,但说句实在话,最后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还是住在这儿。”
李克强不会不清楚,资源枯竭、矿区凋敝的抚顺,就有 55 片棚户区, 23 万人生活其中;而整个辽宁,棚户区涉及近 85 万居民。
“虽然我们的财力不足,但是已经到了下大决心的时候。”他对官员们说,“即使中央的政策争取不到,省、市的政策也要出台。”
大项目一贯被视作拉动地方经济、创造政绩的法宝,而李克强在辽宁首先选择的则是这项投入超过 180 亿元的“民心工程”。曾有沈阳基层官员告诉媒体:“见亮了!”
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最为庞大的安居工程,到 2006 年底提前一年超额完成。 50 多年没办成的棚户区改造,如今一揽子解决。“要住房,找克强”,成了当地新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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