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保持微微的愤怒

　　离开央视之后，央视还是以前那个央视，

　　但崔永元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崔永元，至少大多数曾经的观众这么认为。

　　他会在网上与人对骂、叫板、飚糙话。他更自在、更自由、更自我。

　　他说，自己宁愿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也不愿汇入那个洪流。

　　本刊记者/刘子倩

　　离开了央视，崔永元还是喜欢“病人”这个称呼，尽管他的抑郁症早已痊愈多年。

　　从央视离职半年多，崔永元的曝光率似乎比之前更高。离职前几年，他主持的节目大多在零点前后徘徊，离职后，他像一匹脱缰野马，跃过禁锢的藩篱，观众们习惯了他在屏幕上的幽默风雅，一时难以接受他在藩篱之外的“不羁”形象。

　　他会在微博上与人对骂，甚至连飙糙话；他自费百万四赴日本、美国调查转基因，拍摄纪录片，被贴上反转基因“斗士”的标签；他的公益基金遭人举报，被列出六大“罪状”；他签下2亿天价代言，表态要全部捐出，仍饱受争议。

　　无一例外，这都发生在离开央视之后。对于这位微博上拥有570万粉丝的大V来说，他在微博上“过激”的语言，总会引来网友的惊愕、质疑甚至是揶揄，“小崔，今天又忘吃药了吧”。

　　“我其实一点都没有变。”坐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崔永元开门见山，他说现在过的才是最快乐的日子。比如，守着自己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整理历史资料，把玩老物件，翻阅小人书，欣赏老电影。

　　“就是得尽快转行”

　　从正门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右拐再走一二百米，有一座四层白灰色的楼，中国传媒大学老图书馆。27年前，这座建筑面积为8400多平方米的图书馆竣工时，崔永元刚刚毕业两年。但现在，他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与喧嚣的校园相比，这里鲜有人至，入口还没挂牌子。师生都知道，“崔永元在楼里搞口述历史”，但很少有人能说出这里的全称——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下午四点，硕导崔永元刚刚上班。他多年养成了不同于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一点起床，两三点后来中心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这天，他有些疲惫，因为腿抽筋他比平时少睡了一会儿。他上身穿着一件橘黑横格T恤，一条卡其色裤子，一双布料鞋，胸前挂着手工的眼镜布袋极为显眼，需要看资料时，他就掏出眼镜。

　　在一楼的口述历史博物馆里，摆放着几张长桌、两架钢琴、数个书柜，还有老式台钟，展柜里放着八百壮士捐的手雷、闻一多旧居的门栓，墙上挂着淞沪会战的画史，甚至在角落里还摆了一套抗战时期的日本军服和装备。“大部分物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门口附近的展柜里，摆着从清朝到解放后各个时代的老课本。崔永元特意把抗战期间数学课本的一道习题摘录出来，挂在墙上：平型关大战中，敌军22000人，被我军消灭6786人，问逃回几人？崔永元指着习题笑着说，“实际才歼灭了一千多人。看到了吧，当年就是这么宣传的。”

　　崔永元是新闻科班出身，又干了一辈子新闻，对追求真相有着特别的热情。他似乎试图用这种方式让年轻人接近真实的历史。“我会亲自录制解说，灌到手机里，到时参观者走到哪儿，就会有相应的解说。”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介绍起老物件，崔永元就显得不那么疲惫了，话也越来越多。“这是一百多年前的留声机。”他猛摇了几下手柄，老电影中的乐曲声就传出来。“这音质多好啊，是不是？一百多年前的声音啊，我是很久以前在美国花一万多人民币买的，值了。”他自言自语。

　　从七岁时，崔永元就开始收藏老物件，“只要是旧的就喜欢”。在这座四层的博物馆里，崔永元一共建立了包括口述历史博物馆、电影博物馆等在内的七个馆室，他将把自己收藏的30万件物品全部展出。与其他博物馆只供参观不同，在崔永元的计划中，学生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系统，在博物馆里上自习。“坐着一百多年前的椅子，用着一百多年前的桌子，那看书是什么感觉？”他有些得意。

　　朋友提醒他，学生缺乏保护意识，频繁使用对老物件会有损坏。“万一没有损坏呢？”崔永元挂着标志性的坏笑反问道，“这不是世界最好的图书馆，但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自习室。”

　　当然，对有些文物级的物件，小崔也心里有数。

　　他从展柜中小心翼翼地抽出著名将领唐生智和张治中的亲笔信原件，“你看人家这毛笔字，怎么写得那么好？”接着又搬出一本1928年法文版的《北京》，比《辞海》稍大，有半尺来厚，全书彩印，介绍了北京的建筑和风土人情，其中的插图、插画制作精美，“这是几年前花三万块钱收来的”。可能觉得还不过瘾，他又抬出一套1883年出版的《圣经》，封面是牛皮材质，“现在还没开馆，可以让你摸一下130多年前的历史。”崔永元紧紧地护着书，皱了一下眉头。

　　许多老物件陆续被抬了进来，这样的布展还要持续到9月。从怀柔的崔永元电影博物馆到他位于河北的仓库，已记不清这些东西拉了多少趟。

　　事实上，入驻中国传媒大学已是两年前的事。2012年2月27日，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签约，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之后不久，媒体传出崔永元将从央视辞职的消息。7个月后，在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上，他证实了欲离开央视赴传媒大学教书的传闻。“还是抱定一个想法，就是得尽快转行。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在这个行业发展前途不大，我希望五年后评全国十大教授。”当年，崔永元曾这样说。

　　“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之后的两年，关于崔永元离职的传闻从未中断，偶尔还会窜上娱乐新闻的显要位置。有记者问起，他也会回一句，“这事没必要没完没了地说。”

　　实际上，他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坚持。崔永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早在三年前就交了辞职申请，一直未能遂愿。他选择离开的原因简单，“精神压力大，不太适合做节目。”

　　在同事们眼中，崔永元人缘不错，没有私人矛盾，与世无争。他经常去台长办公室，但反映的从来都是业务问题。“所以辞职完全是个人选择，没有其他因素。”崔永元说。

　　但台里对待“个人选择”似乎也有差异，比他晚交辞职申请的李咏却比他提前离职。“这对我是个刺激，他比我影响力大，他能走，为什么我不能呢？”崔永元念叨。2013年9月，他在微博中的一句“麻烦以后不要叫我央视名嘴”再次引起波澜。媒体不会放过任何捕风捉影的机会。在媒体众说纷纭的报道之中，央视总编室“不知情”的回复更让事件扑朔迷离。

　　“当时主要是在走程序，请辞报告先交所在部门，再逐级上交。媒体问总编室时，或许报告还没交上来，所以他们可能真不知道。”崔永元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是年11月，崔永元在参加河南卫视《成语英雄》节目时，称已决定离开央视，将去大学教书。12月18日，他在微博上承认已正式离职，赴中国传媒大学任教。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此之前的十余天时间中，他正实施着一场即将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和争论的行动——赴美拍摄转基因调查纪录片。

　　这一切源于2013年9月8日的一条微博。

　　当时，他看到一则新闻，有人称“要创造条件让国人天天都吃转基因”。他对这样的语言模式很反感。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转基因是什么，但他在微博中写道：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他未料到，这将是一场口水“战争”的序幕。崔永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难听的话很快布满了评论，这让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大事，否则对方怎么这么快就亮剑呢？”

　　一向“轴”的崔永元正式跟转因基杠上了。

　　这几乎成了他每天微博上必谈的话题，最终，他决定赴美拍摄纪录片。当他把自费100万人民币拍摄的40小时的素材剪辑为69分钟的纪录片在网上放出后，褒贬声接踵而至，支持者认客观中立理性，反对方称为调查不科学，预设立场。

　　小崔不干了，“我是学新闻的，什么是预设立场，我拿五万块钱雇人在美国找些反转基因的人随便拍拍不就得了，我可以投机取巧，但那不是我为人做事的风格。”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说，他反对的不是转基因，而是公众缺乏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去美国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他们可以选择一辈子吃或不吃转基因食品，因为所有食品都是明确标注的，而我们就做不到。”崔永元说。

　　然而，网上的质疑和谩骂声并未停止。遇到讲理的，他会跟对方理论几句，碰上出口成脏的，他也不含糊，甩出几句粗话。网民对他的应对方式感到错愕，这不再是他们心中那个在央视坏笑着的崔永元。

　　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早在他因为主持《实话实说》走红后的第三天，父母就警告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但在他执拗的性格基因中，声誉似乎可以忽略。“之前你们说我是中国最好主持人，什么媒体良心，现在又说是小丑、公知，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因为你们改变自己吗？”他这样说。

　　显然，如果留在央视，他的纪录片是无法播出的，甚至赴美拍摄都难以成行，微博骂战更不会如此激烈。这种束缚对于年过半百的崔永元来说，有些无法忍受。他讨厌繁复的会议，反感台里关于微博的管理规定，“要我们签协议，不让说这不让说那。可我跟人家微博上都掐起来了，我不说怎么办？”他说。所以，离开，或许也是最好的结果。

　　逃离体制，崔永元能自由很多。他笑言他的快乐生活方式就是“见到浑蛋就想打”。“网上遇到浑蛋，我就跟你练，练到凌晨四点，熬到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这么活着，无所谓，”崔永元露出胜利者的笑容，但很快又调拨到幽默模式，“一个人的好坏，谁还不知道呢？我不在中央台了，也不是道德楷模，不嫖娼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