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政富事件”毫无疑问是今年网络反腐的里程碑事件，随着新闻调查的深入，“”，成为该事件发展中最为核心和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
正如那句俗语——“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无论古今中外，权色交易都在所难免。《左传·昭公十四年》中，记载了因叔鱼收受雍子提供的美色贿赂而将二人定罪处死的案例，《唐律·职制篇》和《清律》中也有将官员娶当事人的妻妾女规定为犯罪并加重处罚的法条。
在国外，也不乏“性贿赂”的案例，他们有无成熟的治理经验可供借鉴？
“性贿赂”入罪仍有较多争议
多数国家不将性贿赂入罪，是不希望以“对性贿赂这一行为感性的道德谴责替代刑事立法的理性思考”。虽然法律无法治理性贿赂，但通过对权力的监督，官员的性丑闻终究无法隐藏。
性贿赂可谓各类腐败案件中最夺人眼球，也最令当事人声名狼藉的一种。与其他形式的腐败案件相比，性贿赂不仅同样导致公权力滥用，还将极大动摇政府威信、败坏官场风气，同时还会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慨。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的调查，69.9％的公众认为权色交易现象严重，84.7％的公众认为应该增加“”。
无需赘言，在打击性贿赂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都是不遗余力的。但和许多人猜想的不同，“性贿赂入罪”并非国际主流观点，更贴切地讲，在性贿赂是否入罪上，还存在许多争议和讨论。目前除了日本外，尚无发达国家将“性贿赂罪”明文列为法条。
由于性贿赂属于“非财产性利益贿赂”，正如著名法学家马克昌教授所言——“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方鹏博士随后将之归结为“三难”：一是认定难，难以证明女性和官员发生性关系时，是否有谋取利益的意图；二是定罪难，性行为难以量化，比如是以发生性关系的总量为参考值，还是以与多少人发生过性关系为参考值，都难以实际操作；三是如果官员和女性的确是有真感情才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道德，则都难以定罪量刑，而这一点又恰恰十分难以验证。
正因此，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公职人员接受的“不正当利益”主要是指“具有货币价值的物品”，并不包括性贿赂。在美国的《联邦贿赂法》、《禁止利用暴力胁迫妨碍通商法》、《联邦交通法》、《不正当敛财及不正当犯罪组织法》中，贿赂的内容被定义为“任何有价之物”，没有任何一个判例和解释认为性贿赂是可以包括在内的。在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中，贿赂内容为认定为“利益”，即“1.佣金、礼物、贷款；2.茶钱，利是；3.金币”。此前，在国内一些媒体报道中，多有“世界各国已普遍将性贿赂入罪”的说法，是不严谨的。
真正将性贿赂入罪，并且有判例支撑的国家，是日本。在这个政治家对风尘女子多有偏爱的国家中，性贿赂被《日本刑法》第197条纳入打击范围，该条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关于职务上的事情，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的是受贿罪”。从日本的司法实践看，对于贿赂的定义十分宽泛，包括：“满足人们需求、欲望的一切利益”、“艺妓的表演艺术”、“男女间的交情”等。
1915年时，一名日本警官向女犯人索取性要求，女监犯陪警官睡觉，第二天要犯被放走了，后来这位警官被认定为贿赂罪。1982年时，日本一法官让女犯陪睡三天而枉法减刑，被日本法院直接判性贿赂犯罪。1998年1月，日本前大藏省官员井坂武彦涉嫌接受野村证券公司价值258万日元的“行贿性招待案”，即给他招妓。以上几案可谓具体的性贿赂判决。
需要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国家不将性贿赂入罪，并非缺乏对此种行为的治理方式，更非纵容此种风气，而是不希望以“对性贿赂这一行为感性的道德谴责替代刑事立法的理性思考”。虽然法律无法治理性贿赂，但通过对权力的监督，官员的性丑闻终究无法隐藏，针对这种特殊情况的“犯罪”，刑法以外的方式反而更加高效。
|
国外性丑闻多见“”少有
美国绝大多数的性丑闻都属于“私人问题”，不牵涉其在职期间的。因其反腐体系和政治制度都给公权滥用设立了重重阻碍，官员难以为红颜提供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根据网易新闻中心的不完全统计，1970-2012年美国共有58位主要政治人物（多为国会成员或联邦高官）染上桃色丑闻。如果按种类划分，其中17例为外遇，性骚扰（或被指控性骚扰）也有17例，育有私生子7例，招妓6例，猥亵未成年人（或未遂）的5例，为情人谋求便利的4例，其他2例。
然而，绝大多数的性丑闻都属于“私人问题”，不牵涉其在职期间的政治操守。按性质分类，这58例政治性丑闻中，41例属于私事，比如婚外恋、外遇或育有私生子；13例为犯罪（或涉嫌犯罪），比如性骚扰或诱奸未成年人；仅4例涉及政治腐败，比如为下属情人涨薪等。即，40多年来，美国高官的性贿赂事件发生率仅占性丑闻的6%左右。
这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但原因也很简单。所谓性腐败，无外乎两部分，即涉及私德的性行为，与涉及公权的交易与滥用。正因为美国在对于公职人员的制约和监察上已经做得足够完善（详见《新京报》评论周刊12月1日《美国的反腐败体系》一文），而且越是高等级的官员，其所受到的制约力度和其所在职位的竞争性也越大，所以无论是不是性贿赂，美国反腐体系和政治制度都给公权滥用设立了重重阻碍，导致官员难以为红颜提供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试想，如果“雷政富们”没有在其权力范围内说一不二的能量，又怎会有人向其发射“糖衣炮弹”？
而至于涉及私德的性行为部分，美国的清教主义传统导致社会公众对公众人物的道德期待极高。所以，一旦公职人员发生性丑闻，哪怕只是花自己的钱嫖妓，不必法律出手，社会道德层面的巨大压力也往往会导致当事人下台。正如美国国会顾问罗森伯格所言，“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了”。譬如某些总统候选人，可能只是被传在妻子生病时与别的女人有绯闻，那么他即便不被公众抛弃，也会被党内决定“出局”。
此外，发达的媒体监督也成为性贿赂的“终结者”。比如著名的英国军火公司性贿赂沙特亲王事件，便是由英国媒体捅出来的。正是因为社会监督、媒体监督以及权力制约的合力，官员的“裤拉链”便不敢轻易造次。 □新京报评论员李慧翔
日本第一个“”判例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小仓简易裁判所的法官安川，在担任一件盗窃案的审理工作时，约了被告私下出来谈谈。面对这位年轻的女性，安川说“你的案子可大可小，最后决定权在我手上”。于是两人去了附近的情人旅馆，事后安川法官又给了女子5万日元“好处费”，当然女子也得到了较轻的判罚。
12月，福冈地方检察厅以滥用公务员职权以及受贿罪起诉了安川，经过漫长的5年审判过程，到1985年，安川终于被判1年有期徒刑并且立刻收监。
因性贿赂受刑期最长纪录
2006年3月3日，美国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美国会前共和党众议员兰迪·坎宁安8年零4个月的监禁。在此前的审判中，坎宁安承认自己接受了总计240万美元的巨额贿赂。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这样的案件比较少见，坎宁安也成为被判刑期最长的议员。
在担任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委员期间，他通过各种形式收取了240万美元的贿赂，除了常见的现金、支票、古玩、名贵地毯、古董家具、游艇俱乐部会员卡外，承包商还向他献上了妓女。
加拿大版“雷政富”
据加拿大《国家邮报》2010年7月报道，加拿大移民审核局前法官史蒂夫·埃利斯因索取性贿赂而最终被安大略高等法院判刑18个月。2009年9月，埃利斯向申请难民资格的25岁韩国女子金姬惠表示自己的婚姻很糟糕，并暗示“如果我们暗地里把事情做了，就没事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切都被金姬惠的加拿大男友偷录下来，并最终将他告上法庭。
因为没有“”，法官的裁定是埃利斯违反“移民和难民保护法”，并且“削弱了公众对加拿大移民系统的信任”。这也证明，有没有针对“性贿赂”本身的法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监督公权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