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

　　5月12日，罗昌平等到了。

　　这一天，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一场发酵5个多月的公开实名举报终于有了结果。去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称其涉嫌学历造假、有作风问题，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

　　有人说，这是微博反腐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不过，罗昌平对此并不看好，他认为，刘铁男倒台标本是不成功的，更不可复制。近日，罗昌平接受京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详细还原了实名举报刘铁男的始末和心路历程。

　　□谈动机

　　想试探政府反腐决心

　　京华时报：最初怎样介入调查这件事的？

　　罗昌平：最早是在2011年的七八月，我在微博里发现线索，就安排让一个记者调查。当年11月，《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式收购》和《倪日涛沉浮》。报道涉及时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他的老婆孩子在自己分管领域的关联公司里持股，刘还以发改委的名义发函帮助这个公司获取银行贷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政商结盟的案例。

　　京华时报：怎么从媒体报道演变成后来的举报？动机是什么？

　　罗昌平：后来很多人猜测我的动机，有说“奉旨爆料”“情妇维权的枪手”“个人英雄主义”等等。很多媒体想电话采访我，我都拒绝了，因为这个动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因为事态每一刻都在变化。

　　初始的动机，我觉得这事情风险可控。通过自媒体新媒体的平台来爆料，我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风险系数没那么大，我也是想试一下，看看政府的反腐决心。

　　京华时报：当时有没有想过后果？

　　罗昌平：想过。第一个就是马上被屏蔽，第二个就是打击报复。我想的最糟糕的事是我被免职，这很有可能。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因为这事足够透明了。

　　京华时报：会不会担心被利用成为斗争的工具？

　　罗昌平：我考虑了这个因素，只要自己与这事没有利益冲突，我担心什么呢？我反感“斗争的工具”这一说法，按此推测，我们媒体的任何一篇报道都可以扣上这样的帽子，那我们还做不做事。

　　其间，有人来找我们，来回20多次，希望提供相关证据。我和我的同事张鹭（《中国式收购》第一作者）都拒绝了，我想尽量保持中立，不能在这个事情里有利益关系。

　　□谈过程

　　发微博避免断头新闻

　　京华时报：举报当天下午，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回应说“造谣”，紧接着刘铁男出现在出访的新闻中，你当时什么反应？

　　罗昌平：当天真的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事情，出乎预料，我的情绪都是时涨时跌。我11点多发的微博，就想只要能撑到下午3点就可以了。但是中间有同行打电话告诉我国家能源局接受采访说我是造谣，他们要报警。这条新闻发出来后，很多媒体官微开始转载，舆论开始一边倒，反而救了我。

　　但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事情。刘在出访参加活动的照片被贴出来，王岐山书记就站在刘铁男的后面。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京华时报：后来事情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直到今年初的一条微博。

　　罗昌平：举报后开始受理，走程序，我配合各种工作。但是直到今年1月30日，事情毫无进展，我就发微博说“中央有关部门已就本人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是立案调查而不止于受理。”其实是将一军，希望能引起更多关注，不然又成断头新闻了。但戏剧性的事又发生了，当晚新闻联播出现了前一天刘铁男参加活动的画面，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事实上，5个月间发生了很多事，也出现一些波折，导致调查遇阻，不得不重新取证。

　　京华时报：公开举报在先，对纪委调查有什么影响？

　　罗昌平：以媒体人的身份公开实名举报高官，这其实给纪委带来非常大的调查难度。原来查一个案子，所有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现在公开化了，当事人、涉案人有很多时间来做充足准备，这也使得这个案子中发生了很多曲折和意外。花了5个月，最终能有所突破，已经非常不错了。

　□谈影响

　　有人去老家私下调查

　　京华时报：为什么你说“三四月份是艰难绝望的”？

　　罗昌平：当时我最亲近的人得了绝症，那段时间处理家事，要回老家，要忙工作，还要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课，同时要兼顾随时配合调查，所以很艰难。这些事也没怎么跟人讲过。

　　京华时报：举报的事家人知道吗？

　　罗昌平：举报第三天，姐姐就知道了。一周后我父亲也得知了。他们一直关注我微博。有时我出国，网友就说“罗昌平外逃了”。我怕家人担心，天天得给家里打电话。

　　京华时报：刘铁男找你们单位交涉过吗？

　　罗昌平：《中国式收购》发表后，刘铁男派了一名司长来公关，他们说报道非常客观非常正确，但希望能消除一下负面影响。到我举报时，可以在我博客看到报道，但网上的转载都没了。

　　京华时报：有没有遭遇过人身威胁？

　　罗昌平：我和记者张鹭老家都是湖南的，曾有人去调查我们。他们用很温和的方式，说我家有几口人，还有一些特定的信息，等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威胁。

　　□谈反思

　　不提倡媒体人去举报

　　京华时报：你揭露的贪腐高官有多少？

　　罗昌平：我原来出过一本《递罪》，是关于湖南郴州的官场地震；今年又出了一本《高官反腐录》，汇集了23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都是我在职业生涯里收集到的落马的公开材料。这些人里，我能认出80%以上的照片，对他们非常了解。这些不能算是我揭露的，只是我报道了其中很多的个案，大概在30人左右。

　　京华时报：网络举报会给反腐带来质变吗？

　　罗昌平：很难。这么多年，仅仅是在举报方式上发生变化，制度上并无突破。就刘铁男案本身来看，先后经过了内部人举报、媒体报道、老干部内部举报、我的实名举报四个阶段。你能说这是一种胜利吗？

　　京华时报：对这次事件，有网友评价是反腐的“里程碑”式进展，你怎么看？

　　罗昌平：我并不看好“里程碑”的说法，这仅仅是个案的突破，对制度本身并无贡献。如果以刘铁男倒台作标本，它是不成功的，也不可复制。走到这一步经历了很长时间，证据核实需要非常严谨。不可能每一次都由媒体人通过微博举报，也不可能轻易找到一个省部级官员的贪腐证据。

　　京华时报：你怎么看媒体人变身爆料人的角色转换？

　　罗昌平：我并不提倡媒体人当举报人，这是很无奈的举动。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不是职业新闻人应该采取的方式。事实上，我的个人行为很可能伤害到我服务的机构，对此我很愧疚，我也向我的团队和老板致歉过。我只是觉得传统媒体能做的越来越有限，新媒体提供了一个可能，想试一下。

　□谈机制

　　应保护受干扰举报人

　　京华时报：举报人保护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罗昌平：如果有人举报，有关部门如公、检、法、纪等应该启动一个评估程序，分两部分，一是大体核实事实的真实性；二是要评估举报人的安全等级，根据不同等级启动不同保护措施。

　　关于怎么保护，首先，可以建立一套保密系统。香港廉政公署的举报人制度就是非常保密的，每次举报都有一个编码回馈给举报人，举报材料及举报人信息也以编码的方式自动进入系统，实现公检法在某一个层级的互通，提高办案效率。

　　第二，要有一个干预制度。如果举报人受到非正常干扰，应该启动保护程序。比如当天我举报后，能源局说报警，即使真有警察出动，这在以往看来也不罕见，这时有关部门应该出面制止。

　　第三是事后追责。以前，安徽的一个举报人举报属实，调查部门要重奖他，但他不敢去领奖。《中国青年报》做了一项针对8000多人的问卷调查，结果八成人不看好实名举报，对举报后果也很担忧。能源局之前辟谣，现在看来就很不妥，如果有事后追责制度就比较好。

　　京华时报：你怎么评价自己这次举报？

　　罗昌平：我用自己的“举报信誉”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会给权力系统一个警示，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接受监督。

　　□举报始末

　　●2012年12月6日，《财经》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当天下午，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回应称罗造谣，并将报警处理。

　　●2013年1月7日，刘铁男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身份出席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并讲话。

　　●2013年1月30日，罗昌平称，中央有关部门已就其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当晚，刘铁男出现在新闻联播中。

　　●2013年3月，原电监会主席吴新雄接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留任发改委副主任。

　　●2013年5月1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京华时报记者刘佳实习记者聂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