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打工的收入在城市应该是最低的了，但农民工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比在家粮种一年的收入还要高，大家可以想象一年粮食价格有多低?另外一个问题，那些粮食生产越多的地方也是越穷的地方，我国粮食生产大县都是财政穷县。这就是中国最奇怪的事情：最重要的粮食反倒是最便宜的，而这样的政策后果是种食农民收入太低，如果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不种粮，这么多年来种粮的农民一直在为我国低价的粮食安全战略埋单。长远来看，这种低价的粮食安全战略是不可持久的，新生代农民工回家种地第一件事是不种粮食，企业下乡也会选择非粮产业。
农民不该为“低粮食安全战略”埋单
经济观察报：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实行“低粮价”战略?
郑风田：政府实行“低粮价”政策，更多的是考虑到城市居民，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是，城市的穷人富人都享受到“低粮价”政策带来的好处，8亿农民却要为“低粮价”政策埋单。“粮食安全”成了压在农民身上的枷锁。
我认为，政府应该把粮食价格提高上去，通过对城市低收入家庭采取补贴政策。至于城市高收入居民，按照现在的饮食习惯，主食占的比例并不高，花费在肉蛋奶上的钱更多些。
我国实行的“低粮价”政策，在未来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现在很多粮食主产市县，经济反而很落后，很多农村的情况是，“聪明”的农民都不种地，所以政策改革应该是让农民感觉到种粮食能赚钱。
经济观察报：与国际粮食价格比较，今年我国粮价基本是维持在高位运行，甚至比美国的粮价都高，你对此如何分析?
郑风田：美国农民经营的是大农场，所以中国的粮价不能和美国比，只能和日本和韩国等小农经济的国家相比。长期以来，日韩实行的高粮价政策。一般来说，日韩农民的收入是城市居民收入的80%左右，由于农村的生活成本比较低，这样算下来，在日本和韩国，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就不大。
经济观察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是个大命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如何才能消解高层对粮食安全的担忧?你如何看待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
郑风田：由于粮食安全的压力导致政府方面把耕地看得太紧，对资本进入农业采取谨慎的态度。自从2005年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以后，每年国家都增加近千亿的资金投入到农村去，但是农村最宝贵的资源——土地——是不允许动的，所以国家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在很多官员看来，农地“非农化”被认为会影响“粮食安全”
在我看来，政府为保证粮食安全实施的策略有些固步自封。单纯为了粮食安全，政府不必去限制土地的非农使用，不必去压制农民的收入空间。如果政府有好的引导，能允许大量资本进入农业的话，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那就完全没必要担忧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了。
像日本、韩国等可耕种土地都极少，但粮食生产技术发达，一亩地可以盖成好多层种植，这就等于将土地面积增加了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在此基础上，利用温室技术，把温室内的耕地空间改造成了适合植物生长的气候和环境，加快了粮食生长的频率，一年不只是生产两季粮食，而是生产好多季。
农民欢迎资本下乡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引导城市工商企业进入农村，以工商企业化的经营替代农户经营的情况。但我们注意到，作为中国农业最高决策机构的官员，陈锡文对此明确表示，中央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农业经营。应该说，陈锡文的话具有相当强的政策意味。为什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资本下乡会存在差异?
郑风田：中央归根结底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粮食安全问题，二是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
早几年，有很多城市工商企业去农村发展，钻政策的空子搞房地产开发建设，比如建别墅、高尔夫球场，如今这些已经被严厉禁止了。现在很多地方又出现了大量城市工商企业下乡，参与农业经营。注意的是，无论是早些年还是现在，即便有再多的资本进入农业，也都不会选择去种植粮食作物，因为效益太低了.
如果城市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农业经营，占用更多的农地，而又都不种粮，这样发展下去，在某种程度上，势必就违背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政策。
再有，现在企业下乡之后，在参与农业经营的过程中，确实盘活了农村资源，使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都大规模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出现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也有农民损害企业利益问题。考虑到农村稳定问题，中央政府对此也有所担忧。
从地方政府来说，企业下乡之后，以多种形式承包农地，参与农业经营，把农村的土地、人力等各种资源都盘活了。企业无论搞什么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GDP比农业产生的GDP要高出很多。在当地经济发展起来的同时，地方政府官员也有了政绩。
站在不同的角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资本下乡出现了差异。
经济观察报：你对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怎么看
郑风田：从保护农民的利益来讲，城市资本下乡，资本下乡可以带动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绝对是件大好事。现在我们国家实施的是低粮价政策，而种粮的成本又很高，化肥、水电等费用每年都在上涨。在很多地方，农民一年辛苦耕作下来，每亩地也就赢利两三百元，有时甚至种粮还赔钱。
由于农民种粮与外出打工的比较效益差距太大，现在大批青壮年农民涌入城市打工。一般来讲，企业承租农民的土地，农民每年都会获得每亩地500-800元。受企业雇佣的话，还能再获得工钱，这比转给亲戚朋友种地收入强多了
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在城市里要生存发展，竞争压力很大，而农村有大量的土地，价格又低，从事农业经营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资本下乡对企业发展同样也是件好事。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的保险业很不完善，难以配套，一旦企业和农民合作出现矛盾和纠纷，农户与企业签订的合同难以奏效，问题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土地制度、粮食安全政策上要有突破
经济观察报：近几年，国家财政每年都增加近千亿的资金投入到农村去，公开数据显示，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 “三农”的支出是4318亿元，到2009年已经是7253亿元，2010年上升至8183.4亿元，应该说，国家支农政策力度是在逐步加大
郑风田：单纯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加的幅度看是这样。但不容回避的是，现在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变小，反而在逐步扩大。原因在于，与对城市的投入相比较，政策支农的力度还不够大，其外，支农政策也存在很多问题，诸如支农资金的跑冒滴漏问题很严重。
比如国家实行的“家电下乡”政策、农机补贴政策，实际落实的结果是，补富不补穷，因为在农村，即便是享受国家补贴，还是收入比较高的农民才买得起家电和农机，收入很低的农民还是买不起。
还有，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制度，这种制度就像一个大的抽水机系统，由于城乡收入、公共基础设施差距太大，巨大的城乡“势差”只能使农村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量地几乎是单向地流入到城市。农村“失血”比“造血”多。
经济观察报：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推进城镇化建设成为很重要的一环。未来我国城镇化道路该怎么走才能效果更好，速度更快?
郑风田：与城市发展相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还是很慢很落后，农民还是集中居住在农村，特别是，很多地方一些县城的规模都很小，对于国家发展小城镇建设来说，这是不正常的。
根据官方统计，我国户籍上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8%，加上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在内，城市化率为46%。这个数字比很多国家都低。目前，国际公认的城市化率是应该达到70%。
要加快我国小城镇发展速度，一是促进城市的各种资源要素，比如资金、人才、技术等等，更多地向农村覆盖;二是要打破城乡之间的藩篱，使更多的农民及时转为市民。因此，对于城市工商企业下乡参与农业经营，关键是要在土地制度改革、粮食安全政策上有突破，吸引更多的资本下乡投入到农业经营当中，而不是限制工商资本的进入，将它们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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