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杭州城郊的一些村庄中,村民们曾过着清贫却祥和安乐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这一切都改变了。坦率说,这种开头的方式,大多会属于一个源自农耕时代的童话故事,而此类故事的母题通常是,随着某种外来者或者新事物的出现,和平的村庄出现了纷争,宁静被打破,而灾难和恐惧随着潘多拉盒子被打开接踵而来。

　　据媒体日前报道,杭州江干区某镇,原是钱塘江北岸的一个农业镇。2003年以来,随着杭州城市东进步伐的加快,这里建起了客运中心、地铁站,迎来拆迁高潮。这里的农民除了得到上百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之外,还按照每人60平方米的标准分配了安置房,户均分配住房最低2套,最多4套。村里一位干部说,大笔的钱盲目消费掉后,村民中有些如今已“钱袋空空”,靠房租度日。我们不难体会到报道背后的价值判断:“金钱危险,财富纵恶,市场有毒”。更为直白的意思便是:由于农民素质低下,导致其无力驾驭这笔财富,更无力安排被财富侵蚀了的生活,“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的靠打麻将度日,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村里的各种矛盾也多了。”报道建议,政府之手,不能仅仅施与财富这么简单,而应该把手伸得更长些,除了保障“财富人生”,更要保障村民们过上“幸福人生”。

　　笔者并不想质疑报道中所描述的现象。因为当巨额财富从天而降,生有弱点的人类注定很难把握住自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调查显示,近20年来,欧美的大多数头奖得主在中奖后不到5年内,因挥霍无度等原因变得穷困潦倒。该项调查同时显示,美国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每年高达75%,每年12名中奖者当中就有9名破产。如果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对比下上述报道提供的“由拆迁致富的村民中,一夜暴富后又因为赌博、吸毒等原因而返贫者,保守估计有10%”的数字,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农民实在是勤劳、节俭并且有能力打理自己生活的人群。起码他们表现得不比美国人差。

　　乡村在被裹挟进城市化进程中以后,乡村公序良俗解体(如报道所称村民买高档数码产品,吃山珍海味,穿貂皮大衣,吃喝嫖赌、醉生梦死)、社会细胞解体(不少拆迁村出现了“闪婚”、“闪离”、“闪孕”等怪象,有人到外村入赘,离婚后回到村里,分走钱,立即复婚,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拆迁前结婚,拆迁后又立即离了婚),乃至个人的精神家园解体——这些,实际上不过是“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故事的一个版本。这些变化何止发生在富庶之地的杭州郊区呢?

　　不妨追问下去,城市化转型中,均存在着生活方式转化的过程,为什么在中国社会转型中,这一过程似乎格外艰难,人们体会到的阵痛也格外剧烈?在笔者看来,一个较明显的原因是中国乡村社会的解体与乡村自治的中断。熟悉历史的人们都清楚,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经历了既有社会组织消解,社会精英阶层被消失,政府权力终结了“不下县”的传统而深入到角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控制体系和动员体系。而所谓的平静的生活,其实是伴生在此种体系和权力秩序上的强制性平静。

　　而当国家发展回归正轨,启动市场经济改革和城市化转型之后,政府权力部分退出并向社会让渡空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被抽离了社会组织体的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格外艰难的步履。

　　面对已经分散的村民,延续旧有的行政手段,让政府的手再次塑造村民的生活当然是一种过分直截了当的方式,但是如果意识到,那种被控制的生活在表面的平静幸福背后,是以牺牲个人和社群的权利为代价的话,这种走回头路的做法就很难被认可。

　　在笔者看来,除了政府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对这些所谓的“暴富”农民进行种种理财培训、职业培训之外,更紧要之处在于,如何建设社区,重建社会有机体,并由此真正完成城市化转型。这恐怕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因为无论如何,完全“被公权保障的人生”难言幸福。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