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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贪腐多与土地利益相关
2013-7-18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但“礼”却不意味着现代社会的“文明”或是“进步”。一个简单的例子:李一清的小说《山杠爷》中,山杠爷凭借个人威望、乡村传统意识和村规治理村庄,虽然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认可,却与现代法律不相符合,身陷囹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乡土社会里“做刀笔吏”的讼师改称“律师”,“打官司”改称“起诉”,“包揽是非”改称“法律顾问”时,社会学家费孝通已经意识到了这套名词转变背后的意义,也就是中国社会农村正由传统礼治到现代法治转型。

  费孝通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指出:“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换句话说,当中国的农村社会步入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当经济的发展、体制的改革、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一不在触动着乡村在漫长岁月里的稳定与积淀之时,这种千年未有的迅速变化节奏使得传统的力量无法应付各种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乡村法治化”于是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92年上映的《秋菊打官司》很及时地抛出了一个关于中国乡村在适应现代法治过程中的典型“秋菊式困惑”:“被普法”的秋菊用现代法律武器为自己“讨了说法”,赢了“官司”之后,昔日仇人变恩人,但被告对象身份的转变并没有为自己减免罪行,最后,愧疚与无奈的秋菊在寒冬腊月的积雪中感受到了法律的冰冷。

  可见,当“法治社会”遭遇传统的“熟人社会”,存在着严重“水土不服”,而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保留着的农业社会的结构与意识及固有秩序的有效性造成的,且这种有效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失。外来法律的“入侵”打破了乡村秩序的平衡,造成即使运用法律解决了纠纷,但建立起来的法律关系往往不是当事人所需的。

  现代文明已成不可挡之势,城市化蔓延到乡村,使得乡土中国的各个方面面临挑战:生活方式上,受城市化浪潮所激荡;经济运作方式上,受市场化趋向所左右;价值判断选择上,受本地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双重挤压。

  如何让现代的农村社会适应现代法律规范?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费孝通指出,现代的社会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也因之,并不能盼望各个社会里生活的人都能熟悉这与时俱新的法律。更进一步说,“法律下乡”之前,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必得先有一番改革。

  于是,通过各种方式接纳作用于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是目前相关社会学、法学领域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可行的“法治下乡”之道。

  如今,中国农村社会仍处于摆脱贫困落后愚昧迈向富裕文明的艰难过程之中,在这一时期,我们又该如何继续思索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近二十年的法治化进程,正在造就一个怎样的农村社会?当前农村社会法律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种现实状态正在向什么方向变化,它最终又会孕育和生长出怎样的农村社会?带着这些问题与思考,《方圆》杂志与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活动。

  社会调查是推进乡村法治建设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真正理解乡村法治的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案,是《方圆》杂志社发起此次乡村法治调查的出发点。此次调查旨在通过对乡村真实法治生态的考察,剖析中国农村法治现状,亦为检察工作更好地向基层延伸服务农村提供一份全方位的参考。

  乡村法治调查项目组借助社会学、法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围绕“农村法治”的主题,设计了50道问题157个选项,在全国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内邀请了50位一线检察官作为调查员,以蹲点调查的方式,参与项目调查、写作。

  这些调查员,均为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检察官,是中国乡村法治建设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50篇法治调查和100份调查问卷,几乎覆盖了中国乡村法治的基本问题。这种具有媒体立场民间色彩的调查活动所呈现的是原生态的社会现实,也为社会各界进一步研究问题、提出方案提供了生动的参照。

  我们之所以发起这项调查,是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和社会资源,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关注当下农村法治建设,以更具建设性、针对性的行动,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村官贪腐成城镇化趋势下突出问题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村社会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但许多地区仍旧保留着部分传统观念,我国的农村民主法治正是在两种观念交织之下缓慢向前迈进。作为中国社会的末梢神经,农村法治建设对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尤为重要。通过调查问卷的抽样分析及调查员访谈,我们发现,近年来,伴随城乡一体化进程,部分问题比较突出:因造城运动而衍生的村官贪腐现象日益严峻,因征地补偿衍生出的诈骗犯罪呈上升趋势;重大刑事犯罪少、激情犯罪多、区域化特征初显;邻里纠纷最为常见,私力救济往往是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渠道;农村社会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但许多地区仍旧保留着部分传统观念,我国的农村民主法治正是在这两种观念交织之下缓慢向前迈进。[详细]

 

  中国乡村法治调查:调查员笔记

 

  海南凭借优越的气候资源和空气质量,不仅在国际旅游岛进程中扬名海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让更多的人选择来海岛定居生活。然而土地的有限,城市的发展,背后的供需矛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通过这次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活动,我真实了解到,身为检察官,也许我们不能在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就业保障等方面发挥直接作用,但我们能做的并不少。[详细]

 

  造城运动下的村官灰权力

 

  “帮集体打草,顺便帮自己搂兔子。”这是某南联村民在得知“亿元村官”周伟思被捕后对其进行的评价。他的这番话也道出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致富路”与村官“贪腐路”的并行不悖。

  从招待费里“抠”,返还款中“分”,土地征用及补偿费里“淘”,变卖财产中“削”,下拨资金中“吞”……随着乡村城镇化进程,村庄在消失,可村官贪腐问题却花样百出。

  虽然严格来说,“村官”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甚至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中,他们只是村一级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享有一定话语权的成员,比如村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村支书等等,但是,俗话说得好,“县官不如现管”,他们却是许多公共事务的“现管”,权力不大,弹性却不小。

  随着造城运动,他们摇身一变,或成为股份合作社的董事长,或兼任村党支部书记;是村官,更是商人;城市化到哪里,他们就占据哪里。从土地征用拆迁到扶贫救济款物的发放,凡事都要经过他们,这也无形中产生了造城运动下村官所特有的灰色权力空间。

 

  "20亿村官"发家史 村官身兼企业老板是造成腐败重要原因

 

  2012年11月25日,一篇题为《深圳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的帖子直指现任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周伟思,称其任职期间,非法变卖、霸占村委会集体土地,拥有个人资产包含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部,是“一个拥有20亿资产的村主任”。发帖人是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的周祖杰,今年41岁。文中称,发帖前,他和其他九位村民花了两个月时间调查取证。[详细]

 

  村官利用征地拆迁机会收受贿赂 辩称是借款谈不上索贿

 

  2010年10月初,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收到一份匿名举报材料,反映赵宏刚利用七北路改扩建时征地拆迁的机会收受贿赂。昌平区检察院反贪局随即对此线索展开调查。经过调查取证,10月11日,赵宏刚被拘留,25日被逮捕。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不仅查明赵宏刚有收受贿赂的行为,其伙同刘士杰、呼如新、陈云华三人骗取企业停产停业补偿款的事实也浮出水面。后三人于2011年5月13日被拘留,同年5月27日被逮捕。[详细]

 

  旧城改造过程村官贪腐问题百出 多与土地利益相关

 

  从招待费里“抠”,返还款中“分”,土地征用及补偿费里“淘”,变卖财产中“削”,下拨资金中“吞”……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导致的造城运动铺展开来,在此过程中的村官贪腐问题也花样百出。“帮集体打草,顺便帮自己搂兔子。”这是某南联村民在得知周伟思被捕后对其进行的评价。而他的这番话也道出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致富路”与村官“贪腐路”并行不悖。[详细]

 

  村官受制约较小 遏制村官腐败需落实制度

 

  自1982年宪法确立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已经普遍建立了以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出台,村民委员会活动的相关监督机制也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例如村务公开制度,但这些制度却始终都没有运转起来,甚至会有监管盲区的情况存在。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科科长卜祥军告诉记者,村官们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贪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村务公开制度的缺位。“在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村民对相关的惠农政策了解甚少,有的甚至不知道土地复垦由财政拨款,工作组也从来没有公开过相关账目。”[详细]

 

  麦田守望者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远离父亲,生活在遥远而偏僻的村庄,就像沟沿上的婆婆丁马齿觅狗尾巴草一样肆意生长。他们的童年没有天线宝宝没有奥特曼没有童话书,陪伴他们的只是无尽的孤独。

  有这样一些老人,他们虽年迈体衰,但因为子女外地打工,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田间劳动和隔代抚养的重担。

  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守望,生活中最渴盼的也许就是来自城市的一通电话、一张汇款单,或者是拿到一张通往城市的车票,他们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对于他们,社会上还有一个令人酸楚的划定:留守人群。

 

  七留守老人被杀案调查:无反抗能力易成为作案目标

 

  一连串毫无征兆的凶案,接二连三发生在陕西省南部陕鄂豫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里,被害者为大山深处的留守老人和独居老人。数十年来,老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平静而又安详的单门独户生活,直到有一日,横祸飞至,莫名被杀,生命戛然而终。蹊跷的是,凶手与被害老人此前并无恩怨纠葛,甚至素昧平生,但作案手段却异常残忍,近乎疯狂4月3日至6日,分别在陕西省商南县十里坪镇黑沟村、红岩村和陕西省山阳县西照川镇珍珠村疯狂作案5起,残忍杀害7位老人,被当地群众称为“杀人恶魔”。[详细]

 

  留守少年犯罪案频发 缺少关爱易导致性格失控

 

  据一份2010年的统计,万州乡村的留守儿童当年已达到8万人,接近万州乡村总人口的10%,而且保持着增长趋势。尽管万州也陆续在启动包括“代管家长”(由教师和志愿者组成,结对对留守儿童进行全方位关注和引导)、“关爱中心”(万州全区建立了100余所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向留守儿童提供图书阅览、心理咨询、体育活动等项目)等等,但留守少年犯罪案件仍然频频发生。[详细]

 

  留守村庄儿童缺少亲属照看 易发生幼女受性侵害案

 

  一下子少了800多个人的呼吸,村庄犹如被抽空的皮球,显得特别干瘪,少气无力。许多房屋里黄昏时候不再有炊烟升起,有些住户全家都走光了,门上的锁都生锈了。“几个孩子天天围绕着一棵大树思念远方父母,期待很快就把他们接走。爬到树杈上翘首期盼的男孩叫"青岛",他天天拿着家人寄来的海螺听大海的声音,每天都在树上待着。树下的男孩叫"北京",他见本村的孙嫂正给孩子喂奶,猛地推开吃奶的孩子去抢奶吃。他这一突然的举动吓坏了孙嫂,嗷的一声尖叫几乎引来了村里所有的人,从此大家都认为"北京"是个坏孩子,同伴都躲着他,殊不知他是在想念儿时在妈妈怀里的感觉,他多么希望妈妈能在自己身边”[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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