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副业在农民的生活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传统的乡村副业却摆脱不了乡村农业的特征。费孝通指出：“在乡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在乡下住，种地是农民最基本的谋生手段。”[2]种地这种谋生手段，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传统社会意味着要靠体力借助于生产工具去征服自然，获得生存的资料。这种通过体力与大自然做交换的农业生产方式，深刻影响着农业生产之外的其他获得收入的形式。即使在人们离开土地，从事不与泥土相接触的手工业，甚至农民离开土地走向城市，仍然圈定着人们的意识，使他们在离开土地之后，任然以在土地上谋生的方式即依靠体力来获得生存和生活的资料。

　　湖北省某县市彭冲村，小丘陵地形，雨热充足，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优越，2005年以来开始发展果木种植，农民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之前的彭冲村历年来以水稻种植为主，超过九成的农户以水稻种植为唯一的收入渠道，副业收入十分有限，副业生产的渠道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采寻初级大自然产品。村庄的人通过体力劳动，从山上采蘑菇，从池塘边挖泥鳅等变卖，村民将之形象的称之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二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极少数农户前往外省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一员。如孙立平所言，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些危险性的工作。[3]三是，以木工、泥瓦匠为主的手工业，其效用主要用于补贴家用。如张柠所言“农村手工业并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经济体系。他们仅仅是用时间和体力换取报酬。农民用汗水和体力直接跟土地发生交换，手工业者通过跟土地上的其他资源发生交换。通过资源再利用，增加木头和石头的使用价值”[4]

　　综上可知，该村历来的副业收入渠道十分狭窄，副业生产的方式和思维没有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人们依然是以负荷极重的体力，向大自然寻求基本的生存资源，与大自然进行体力与实践的交换。而这种思维与宏观政策对求稳怕变的小农的影响分不开。

　　20实际上半叶，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初期，农民有自己的自留地，可以自由选择种植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作为集体分配不足的重要补给，对农民的正常生活至关重要，但是合作化运动发展到人民公社时期，自留地的留存也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害怕被扣上资本主义帽子的压力之下，自留地统统上交集体，从此，集体的单一的农作物生产成了农民生存、生活的唯一资料来源，农民为了生存不敢丝毫偏离集体的农作物生产的轨道。这一时期受整个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生产思维方式对农民日后的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在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国家重提家庭副业，经历了合作化运动的人们，处于回避风险的预期，对副业生产的兴趣和投入十分有限。能干农活尽量干农活，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改行的习惯背景之下，副业生产不仅收入十分有限，更是受到村民的歧视。

　　二，乡村副业的新貌

　　随着户籍制度的瓦解，城乡的界限逐步打破，农村农业以及副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通过入户走访发现，该村的纯农户已经少之又少。仅有60岁以上的部分留守老人是一般意义上的纯农户。传统的务农收入即种植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货币化需求，农民种植水稻只为了保证基本的吃饭需求，种植收入占据农民总收入的部分十分有限。该村的农民已经从传统的单一的水稻种植转向“果树+沼气+猪+鱼”的生态农业模式，农民的副业收入逐渐在总收入中占据重要位置，且副业收入的形式呈现多样性。

　　第一，象征、生产、货币收入---生产工具角色变。生产工具是衡量一个时期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其角色突出反映了一个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在彭冲村，生产工具由传统农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转而成为可替代性手段，甚至由生产型角色走向盈利性角色。首先，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工具的生产、象征双重角色。以耕牛为例，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普遍低下的社会背景之下，单个农户家庭很难拥有单独的耕牛，因而耕牛作为生产工具的同时，更承担了财富以及社会地位的象征。“牛、骡、驴、狗被视为家庭的一部分受到特殊对待，农民对牛最有感情，因为失去这种动物会危及整个家庭的生计。牛的优劣反映了家庭的社会地位”[5]甚至男女相亲，女方也要偷偷到男家打探牛的情况。继而，转折时期生产工具不可替代的生产功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的转折期，高科技的工业社会产生了远远优越于农村的极高生产力，但是耕牛是农业生产的顶梁柱，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劳动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在农民普遍高涨的积极性之下，农民的收入迅速增长，单家独户拥有耕牛显得较为普遍，此时耕牛由财富地位的象征性角色转变为纯粹的生产工具。当下，生产工具生产与盈利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以及农村生产模式的转型，机械生产工具引入，耕牛的生产性功能退居其次，养牛的户数减少，其目的不是生产，而用于两方面：其一，通过其产仔，喂养变卖，获得货币收入；其二，出租给他人使用，获得货币收入。显而易见耕牛的角色已经成为副业生产的重要来源，为人们的生活缓解货币压力。

　　第二，体力型到技术型---副业收入途径之变。农民逐渐改观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开始靠自己的技术获得收入。该村在产业模式由单一的水稻生产，转变为“果树+沼气+猪+鱼”的生态循环模式，果业的发展为该村的村民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收入，邻村的村民在看到该村的迅猛发展之后，纷纷效仿这一模式，发展果树种植，该村的村民就以向他村提供果园管理的技术，例如修建果树枝条，果木嫁接等技术，获得货币化的副业收入。由此，农民在自己的家乡，通过转让自己的技术提供服务，也获得了货币收入。这一细微的变化对农村的副业生产意味着根本性质的变革，改变了农民世世代代靠体力，甚至是在自己陌生的行业也要通过体力来获得货币收入的传统。由于在自己熟悉的生产、交往范围之内，农民也能获得可观的副业收入，农民务工半径的选择也出现转变。

　　第三，“离乡”与离村---副业收入半径之变。传统单一的水稻生产，无法满足人们的货币需求，城乡户籍制度解体之后，农民纷纷走向城市，寻求货币收入。而彭冲村本身的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在历经产业转型后，村民重新规划土地的使用，大力发展桃树和橘树种植，引起副业收入的半径的收缩。其一：务工半径的季节性收缩。五月和十月都是该村水果收获的季节，该村的果树小户以及邻村的农民，自发组成采果队，为果农提供服务，收取采果费。因而，农民的务工半径由以往的常年在异地他乡倾向收缩到间歇性的在村庄周围。其二，务工半径的常年性收缩。在发展果木种植之后，农民收入普遍提高，副业收入选择更倾向于生产、务工两不误，于是农民的务工半径由以往的常年在异地他乡倾向收缩到间歇性的在村庄周围的乡镇，县市务工，所选择的职业有罐头厂的工人、道桥建设工人，房屋建筑工人等。其三，被动务工角色的转变。随着农民在自己的家乡务工而来的，是农民务工角色的转变。少数乡土能人转变为，县市工程建设的接头人。由他们来带头组建相应的施工队伍。从而，农民务工角色发生戏剧性逆转：农民由向城市被动求职，转变为城市建设者向农民的工程接头人求寻农民劳动力。综上，农民务工半径的收缩，使得家庭、生产、副业收入三不误，更有利于家庭乃至整个乡土社会的稳定。

　　第四，“闲人”到“正业”---副业收入形式之变。传统乡土社会，有极少一部分对或是出于对乐器的爱好，或是出于爱凑热闹的好奇心，产生了散落于乡土的乡村艺人，他们或是擅长锁喇，或是擅长腰鼓，或是擅长长号。在传统缺乏流动的乡村，其封闭性决定了他们各自只能在自己的熟人圈子之类活动，范围甚至不超过一个生产小队。在村民家有红白事的时候，或是助兴或是唱丧。虽是有偿劳动，但因其活动范围有限，收入极为可怜。因而，这部分乡土艺人，往往被人称为“闲人”，意指其不无正业。然而当下，这部分乡土艺人，凭其技艺，却源源不断获得十分可观的收入。略述其缘由：其一，国家政策客观上对乡土丧葬资源的整合。国家出台政策规定农村实行目的集中丧葬，由丧葬公司牵头，将散落于乡土的艺人整合，由于丧葬公司拥有所需的全套设备，能够提供一条龙的服务，因而也为乡土艺人带来更为稳定以及广泛的获得货币收入来源。其二，农民交往范围的扩大，调查反映出，乡土艺人提供服务的范围超出了小组的熟人圈子，超出村庄，走向乡镇，更是远涉县市。从而，使得乡土的文艺爱好也成了农民的副业收入的来源。这部分原来在人们眼中的所谓的“闲人”，有了更为广阔的收入来源，形成了更为稳定的收入流，逐渐分立成名正言顺，既轻松又挣钱快的“正业”，让人羡慕。

　　第五，务工与留守——副业收入之代际差异。以上论述立足于纵向维度的考察，在横向的维度上，农民对于务工还是留守来增加副业收入的选择存在代际差异。邓大才教授提出了三代农民打工者不同的行为动机，“农民外出打工的动机基本上有三个：为温饱而打工、为用钱而打工，为离开农村而打工。打工的目标三个：生存最大化，货币收入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打工的逻辑了也有三个：饥饿逻辑、货币逻辑、前途逻辑。打工的伦理有生存伦理、货币伦理和身份伦理。”[6]这一逻辑在该村的第三代外出务工者身上得到应证，尽管该村在走向生态农业之后，农民的收入大幅上升，收入的渠道更加广阔，收入的劳力投入逐步减轻，但是只有第一代以及第二代打工农民的副业收入的半径收缩到村庄范围，第三代务工农民仍以利益化为导向，毅然背井离乡，走向沿海，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如此一来，农村生产的可持续性如何维持，国家粮食安全如何保证，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