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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队员强奸案犯之子陷困局:母亲遗弃血癌复发
2014-7-16
7岁的杨郁(化名)血癌复发,父亲是“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主犯,母亲遗弃了他,抚养他的奶奶也去世了。据司法部调研数据,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曾受到过社会救助的仅占总数的5 .2%。  7岁的杨郁(化名)血癌复发,父亲是“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主犯,母亲遗弃了他,抚养他的奶奶也去世了。据司法部调研数据,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曾受到过社会救助的仅占总数的5 .2%。

  南都记者 王世宇    

  7岁的白血病人杨郁躺在临泉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二姑问他是否想念他的母亲,他低沉着头,眼睛避开围着他的大人,似乎在思考着一件重大的事情。“问你话呢?”二姑又小声地提醒了他一次。这时候,病房内的谈话陷入到一种尴尬的沉默中去了,所有人似乎都期待着他能有所表示,大家都不说话了。他的三个姑姑望着他,其他病人的家属围着他。

  杨郁给人的感觉是:他不想说话,但又察觉到在这个场合似乎必须要表达些什么,才能让大家满意。他抵触了很久,以一种极不情愿地神情偷偷看了一眼周围陌生和熟悉的人,随后又收敛回自己的眼神,用难以察觉的轻微幅度摇了摇头,表示不想他的母亲,就又沉入到他自己的沉默中去了。

  此时的杨郁正遭受着一场考验,他面色苍白,经常发烧,随时可能陷入到危险的状况之中。

  三年的时间,杨郁经历了家族命运先后扔给他的东西:遗弃他的母亲,白血病,坐牢的父亲,抚养他又去世的奶奶。现在,三个姑姑正为他的生命忧心忡忡。

  杨郁的父亲是杨喜利,2011年“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的主角,一个在媒体报道中被认为充满邪恶的形象。

  杨喜利酗酒闯入杨武(媒体报道所用化名)家的维修店并强奸了后者妻子时,杨郁4岁,正在老家安徽阜阳的医院里接受白血病治疗,他的奶奶照管着他。

  杨郁看着访客的眼睛蒙着一种有别于这个年龄的浓重忧郁,里面透露出惊恐、悲伤的复杂神色。他的额头紧致的皮肤在眼睛上面绷紧,锁在一起,两只手和脚以那种“随它去吧”的姿态随意放在病床上。

  他对到访的人表示出一种并没兴趣的态度,他的姑姑提醒他,他才畏怯地给到访者打招呼。很快,他就把身体依靠在大姑的腰上,很认真听他的三个姑姑和到访者谈话。他的眼睛里对这次谈话的反应没透露出任何赞赏或反对的信息。

  姑姑们回忆,他痛苦的时候,大喊大叫,必须有人紧紧地看护着他。等到输液过后,烧退却了,他看起来似乎又一切正常,不吵不闹,可以自己下床上厕所了。回到病床时,他又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不说话。

  “他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说。”他的二姑,杨小影,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农妇,用这句话概括了这个7岁孩子的性格轮廓。

  父亲

  最初,杨郁是由妈妈在深圳带大的。这是个湖南女人。杨喜利当时是社区的联防队员。在杨郁的小姑杨影影看来,杨喜利夫妻当时的感情挺好。嫂子比她哥小,没工作,只是带孩子。但两人有时也会吵架。

  杨喜利和妻子没有正式登记,这对夫妻2010年底卷入了一次无法挽回的家庭纠纷中,并因此分道扬镳。杨喜利的老婆回了娘家。

  杨郁清楚地记得父亲带他去找母亲的情节:他对姑姑们说,父亲带着他赶到母亲的娘家,结果被外公打,他因此厌恶他的外公。

  他能记住这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让姑姑们非常惊讶。小姑杨影影回忆,这次事件之后,杨郁的生活内容起了变化,他失去了母亲,被奶奶接回安徽临泉姜寨的村子里抚养。

  不久,奶奶发现了一些征兆:杨郁的脸色很白,身体虚弱。在姜寨镇的诊所开始治疗,直到在阜阳市人民医院,他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杨影影说,孩子病后,杨喜利的心理状况开始变得非常糟糕,加上老婆也离开他,他酗酒越加严重了,经常跟家人说他要努力赚钱,要给孩子治病。

  但他实际没有赚到什么钱。作为联防队员,他的薪水十分微薄,每月工资1200元,另有200元补助。这些钱他几乎都花了,孩子看病的钱是兄弟姐妹凑出来的。

  杨喜利出身的家庭并不富裕,其他的兄妹都分了家,他直到入狱之前,回到老家仍和父亲、母亲住在一起。

  他文化不高,读完小学就辍学了,起先帮家里干农活,不久外出打工,年轻的时候在深圳曾经闯荡过一段时间,参与了西乡辖区的一次抢劫,被判刑三年零六个月,2006年11月底刑满释放,出狱后辗转在西乡一带。后来应聘来到西乡径贝社区当了一名联防队员。

  此时,他的一切似乎都上了正轨,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但在他的邻里的接触看来,这次入狱经历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天性。

  在报道“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时,媒体曾披露了一些细节。联防队的同事回忆,杨喜利最大的爱好是喝酒,“喝高就发酒疯,打砸发泄”。2009年国庆节,他又喝多了,一个人跑到值班岗亭,和另一个联防队员发生口角,后来疯疯癫癫地把岗亭砸了。

  在当联防队员的时候,杨喜利给人形成了一种靠“打打杀杀”混日子的印象,喜欢喝酒,爱闹事。孩子患了白血病后,他仍然继续着以前容易冲动的生活。

  杨影影说,这一切都归咎在他从小形成的性格上,“他性格着急,容易发火,不会小声说话”。

  种种迹象显示,杨喜利的行为经常逾越理性的常轨:他脾气暴躁,给自己和家庭也带来了灾难。

  老乡杨武是在杨喜利当联防队员的时候熟悉起来的。杨影影说,杨喜利和杨武关系很好,后来他看上了杨武的老婆,她曾看到他拉着她一起坐摩托车来她的摊子买衣服。

  根据法院的判决文书披露的内容:杨武感受到了杨喜利的威胁。杨喜利吵吵闹闹,一直缠住杨武的老婆不放。

  2011年10月底,强奸事件发生了。

  媒体详细描述强奸案的细节,渲染了一个悲情的丈夫。这在当时引发极大的争议。杨武越讲述他的懦弱,杨喜利就越显得邪恶了。

  但杨喜利的家属们坚持认为,杨喜利被设了局。杨武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声称,他和他妻子商议,如果杨喜利再来闹,他要躲起来,“你就和往常一样反抗,如果他就此打住,大家以后不发生关系”,不然他就悄悄报警抓现行。

  “他(指杨喜利)太莽撞了。”杨影影评价说。最终,杨喜利被判刑6年。法院认定了他强奸的事实。

  家族

  家人在谈论有关他父亲话题的时候,杨郁在一边默不作声。他在医院治疗期间吵着要见他的父亲。他奶奶告诉他,他爸坐监牢了,他见不着。他的姑姑们说,当年杨郁还很小,不能理解他父亲行为的后果,但他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姑姑们回忆他的早年,曾见到过杨郁承欢父母膝下的神态。2010年前,在父亲抱他的时候,他也会被逗得咯咯直笑。他当时只有三四岁,还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要求、主张、爱好。小姑杨影影去看他,他也会和别人的孩子一样,要姑姑去给自己买好吃的。他当时跟随父母在深圳的出租屋内生活。姑姑认为那时候杨郁还很开朗,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孩子。

  在杨郁跟随奶奶生活的早期,他有一个瘫痪的爷爷躺在床上,杨郁完全靠他奶奶照顾。当时他还能和一群孩子玩耍,仍然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孩子。

  这次因白血病住院一年后,他出院了。他的病情虽然得到了抑制,但仍然要定期打鞘,把化疗的药水注入脊髓中,防止复发。

  家人发现,他开始不和外界接触,一个人在屋子里看电视,玩游戏,也变得不爱说话。他曾经对姑姑讲述,别的小孩不和他玩,认为他是“白血病”。

  杨喜利的父母两人都是农民,有7个子女。杨喜利兄弟3人,4个姐妹。6年前,他的大哥在合肥打工时,一次醉酒后被发现死于路上。他的大姐在深圳收破烂,患了乳腺癌,浑身瘦得皮包骨头,一身衣服像挂在晾衣杆上。

  杨喜利入狱服刑3年内,杨家又发生了几件大事:孩子的病复发了;照顾他的奶奶死了。

  2013年6月5日,杨喜利在监狱里给他母亲写信,先是问候母亲的健康,随后希望他们把杨郁的病治好。他还恳切希望母亲带着孩子去探望他。

  他没有被告知的一个情形是:母亲在他写信的上个月已经死于肺癌。接着10月的时候,他一直被家人照顾的患有脑偏瘫的父亲也过世了。

  另外的两件事情是:2013年初,杨喜利家的房子毁于一场大火。几个月后,他的二哥杨喜武在母亲去世前被带走,因销赃罪被判入狱3年。

  “这个家庭好像被诅咒了一样。”杨影影说,她一想到这些,就感到绝望。今年初,她生完第三个孩子后,跟性格不合的丈夫离了婚。她一直在强化这些毫无关联的事件间的关系。

  两位老人去世后,杨郁患癌的大姑开始成为他的监护人。

  在奶奶生病期间,杨郁陪着奶奶,直到老人去世。几个姑姑发现,从这时候起,杨郁变得更加自闭,不喜欢说话。有时候大人问什么话他都不说。

  他曾被送到小学走读过一阵子。后来他的大姑去深圳打工,又因为学校远,几个姑姑凑钱,把他送到当地一家私立的“博文学校”读书,住在学校的老板家里。

  学校的校长李国义回忆,杨郁能够跟上课程,当时他的白血病没有复发,学习生活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但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他孩子周末有人接回家去,他则一直吃住在老板家里。

  四个月后,他的一个堂叔到学校探望他,发现他脸色不对,肚子疼,脑袋发烧。他的病复发了。

  困局

  杨影影说,杨郁需要治疗。他们剩下姐妹4个人,由于治疗母亲的癌症和杨郁的白血病,需要不断向这个家族“输血”,每个家庭都需要掏几万元进去,这几乎是个无底洞。杨影影并不掩饰钱的问题带来的苦恼,这引发了新的矛盾。

  杨郁的一个姑姑声称,她的丈夫甚至以离婚相胁,禁止她在杨郁身上花钱。杨影影和前夫离婚前也经常为此吵架。这使得问题陷入了僵局。

  姜寨镇高城行政村村委的一名负责人刘继宣说,他们家族发生过这么多事情,缺少了能主事的人,在村子里也算是罕见的情形。

  这是个典型的农业村镇。年轻人跑到外地打工。镇上有长途大巴直通北京、广州、深圳三个重点打工目的地。

  杨影影曾试图找过孩子的母亲。关于母亲的记忆,会使杨郁感到不快。姑姑们一再强调,杨郁说不想母亲,但他见了妈妈也哭着喊着叫妈。

  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会面。时间安排在2013年7月,杨郁的奶奶去世后不久。杨影影在湖南省辰溪县龙头庵乡调解委员会的帮助下,和杨郁的母亲签了一个协议,按照上面的内容:杨郁的母亲把杨郁接去照顾和抚养,直到杨喜利出狱。杨喜利的家人提供生活费。

  可没等他们返回合肥,杨影影就接到了杨郁母亲的电话,对方表示毁约,并诉说自己的难处。要求他们不要再和她联系了。

  这次会面的结果是,杨郁被问及是否想他的妈妈时,开始摇头。

  南都记者没能拨通杨郁母亲的电话。她的突然反悔,使得杨郁的生活安排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的几个姑姑必须重新考虑孩子的前途了。

  今年7月5日,一群中央媒体的记者在临泉县民政官员的陪同下来医院调研,偶然遇到了这件事。一个临泉县民政局的官员声称,他要亲自督促此事。

  这让杨影影感到非常幸运,她说,“那记者来调研得真是太巧了。”陪同调研的县民政官员董参军说,他不知道杨家的事情。杨家可以寻求的救助途径是申请新农合报销85%比例的大部分治疗费用,办理低保,并且准备申请一些大病救助的资金。他认为这个孩子的遭遇完全符合要求。

  这些设想仅仅在理论上可行。杨影影曾尝试过走民政途径,还因为材料递交的事情和镇民政办的主任闹过不愉快。

  村委负责人刘继宣帮助她写过证明材料,呼吁上级政府的救助。但申请低保的第一关就遇到了难题。

  按照要求,必须要填写户主的姓名。杨郁的户口簿上,户主是他的爷爷,而他的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了。杨郁的爸爸可以更改做户主,但他目前在监狱内服刑。而且杨家人正设法向他隐瞒父母去世的事实。

  材料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杨影影。她发现,无论申请什么都需要详细材料。她带着杨郁到了北京红十字会总部,希望能获得一些帮助,被要求填写一份小天使基金的申请表,才发现自己所带的材料还不够全。

  红十字会的人希望她提供的材料包括监护人的信息、病情诊断证明。并要从村上一级一级盖章。

  北京之行并没有盼来她期待的结局。杨影影说,她又回到当地,需要先取得法定监护人的身份。她感到自己正受困于这些繁琐的手续。

  爷爷奶奶的去世,母亲的遗弃,以及父亲服刑,使一些对别人来说很简单的材料,在杨郁身上成了难题。

  上述民政官员的到访确实带来了雷厉风行的结果。第二天,村委的刘继宣就接到上级通知,要求他把材料递到镇里。他对杨影影说,现在政府管起来了,一切困难由民政部门想办法。

  杨影影觉得眼下的情形更为紧急。临泉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告诉南都记者,孩子的病情随时可能恶化,但县医院的医疗设施有限,建议杨郁马上转到合肥的大医院去,不能耽搁。

  这次病后,杨郁由他的二姑杨小影在临泉县人民医院照顾。不久前,他患癌的大姑也从深圳赶来了。

  三个姑姑希望在杨喜利出狱后,孩子能医活。筹划这次转院持续了四五天的时间。理由是:他们在钱的问题上,一直没找到办法。杨郁最后被送往安徽肿瘤医院。不久,钱的问题又摆了出来。

  让几个姑姑更加担心的是,杨郁越来越趋封闭的心理。他长得越大,就越明白自己和家族的遭遇,这带给他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病痛。

  杨影影说,她又开始找民政部门,上述官员的承诺后,手续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最终解决。二姑杨小影担心杨郁的身体。在临泉住院时,杨郁上了厕所后,她就跑过去看他的排泄物,她害怕看到一点血丝。对于杨郁的病情,那可能就是致命的了。

  (为保护未成年人,文中杨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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