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防队员强奸案犯之子陷困局:母亲遗弃血癌复发

　　7岁的杨郁(化名)血癌复发，父亲是“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主犯，母亲遗弃了他，抚养他的奶奶也去世了。据司法部调研数据，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曾受到过社会救助的仅占总数的5 .2%。

　　7岁的白血病人杨郁躺在临泉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二姑问他是否想念他的母亲，他低沉着头，眼睛避开围着他的大人，似乎在思考着一件重大的事情。“问你话呢？”二姑又小声地提醒了他一次。这时候，病房内的谈话陷入到一种尴尬的沉默中去了，所有人似乎都期待着他能有所表示，大家都不说话了。他的三个姑姑望着他，其他病人的家属围着他。

　　杨郁给人的感觉是：他不想说话，但又察觉到在这个场合似乎必须要表达些什么，才能让大家满意。他抵触了很久，以一种极不情愿地神情偷偷看了一眼周围陌生和熟悉的人，随后又收敛回自己的眼神，用难以察觉的轻微幅度摇了摇头，表示不想他的母亲，就又沉入到他自己的沉默中去了。

　　此时的杨郁正遭受着一场考验，他面色苍白，经常发烧，随时可能陷入到危险的状况之中。

　　三年的时间，杨郁经历了家族命运先后扔给他的东西：遗弃他的母亲，白血病，坐牢的父亲，抚养他又去世的奶奶。现在，三个姑姑正为他的生命忧心忡忡。

　　杨郁的父亲是杨喜利，2011年“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的主角，一个在媒体报道中被认为充满邪恶的形象。

　　杨喜利酗酒闯入杨武(媒体报道所用化名)家的维修店并强奸了后者妻子时，杨郁4岁，正在老家安徽阜阳的医院里接受白血病治疗，他的奶奶照管着他。

　　杨郁看着访客的眼睛蒙着一种有别于这个年龄的浓重忧郁，里面透露出惊恐、悲伤的复杂神色。他的额头紧致的皮肤在眼睛上面绷紧，锁在一起，两只手和脚以那种“随它去吧”的姿态随意放在病床上。

　　他对到访的人表示出一种并没兴趣的态度，他的姑姑提醒他，他才畏怯地给到访者打招呼。很快，他就把身体依靠在大姑的腰上，很认真听他的三个姑姑和到访者谈话。他的眼睛里对这次谈话的反应没透露出任何赞赏或反对的信息。

　　姑姑们回忆，他痛苦的时候，大喊大叫，必须有人紧紧地看护着他。等到输液过后，烧退却了，他看起来似乎又一切正常，不吵不闹，可以自己下床上厕所了。回到病床时，他又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不说话。

　　“他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说。”他的二姑，杨小影，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农妇，用这句话概括了这个7岁孩子的性格轮廓。

　　最初，杨郁是由妈妈在深圳带大的。这是个湖南女人。杨喜利当时是社区的联防队员。在杨郁的小姑杨影影看来，杨喜利夫妻当时的感情挺好。嫂子比她哥小，没工作，只是带孩子。但两人有时也会吵架。

　　杨喜利和妻子没有正式登记，这对夫妻2010年底卷入了一次无法挽回的家庭纠纷中，并因此分道扬镳。杨喜利的老婆回了娘家。

　　杨郁清楚地记得父亲带他去找母亲的情节：他对姑姑们说，父亲带着他赶到母亲的娘家，结果被外公打，他因此厌恶他的外公。

　　他能记住这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让姑姑们非常惊讶。小姑杨影影回忆，这次事件之后，杨郁的生活内容起了变化，他失去了母亲，被奶奶接回安徽临泉姜寨的村子里抚养。

　　不久，奶奶发现了一些征兆：杨郁的脸色很白，身体虚弱。在姜寨镇的诊所开始治疗，直到在阜阳市人民医院，他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杨影影说，孩子病后，杨喜利的心理状况开始变得非常糟糕，加上老婆也离开他，他酗酒越加严重了，经常跟家人说他要努力赚钱，要给孩子治病。

　　但他实际没有赚到什么钱。作为联防队员，他的薪水十分微薄，每月工资1200元，另有200元补助。这些钱他几乎都花了，孩子看病的钱是兄弟姐妹凑出来的。

　　杨喜利出身的家庭并不富裕，其他的兄妹都分了家，他直到入狱之前，回到老家仍和父亲、母亲住在一起。

　　他文化不高，读完小学就辍学了，起先帮家里干农活，不久外出打工，年轻的时候在深圳曾经闯荡过一段时间，参与了西乡辖区的一次抢劫，被判刑三年零六个月，2006年11月底刑满释放，出狱后辗转在西乡一带。后来应聘来到西乡径贝社区当了一名联防队员。

　　此时，他的一切似乎都上了正轨，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但在他的邻里的接触看来，这次入狱经历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天性。

　　在报道“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时，媒体曾披露了一些细节。联防队的同事回忆，杨喜利最大的爱好是喝酒，“喝高就发酒疯，打砸发泄”。2009年国庆节，他又喝多了，一个人跑到值班岗亭，和另一个联防队员发生口角，后来疯疯癫癫地把岗亭砸了。

　　在当联防队员的时候，杨喜利给人形成了一种靠“打打杀杀”混日子的印象，喜欢喝酒，爱闹事。孩子患了白血病后，他仍然继续着以前容易冲动的生活。

　　杨影影说，这一切都归咎在他从小形成的性格上，“他性格着急，容易发火，不会小声说话”。

　　种种迹象显示，杨喜利的行为经常逾越理性的常轨：他脾气暴躁，给自己和家庭也带来了灾难。

　　老乡杨武是在杨喜利当联防队员的时候熟悉起来的。杨影影说，杨喜利和杨武关系很好，后来他看上了杨武的老婆，她曾看到他拉着她一起坐摩托车来她的摊子买衣服。

　　根据法院的判决文书披露的内容：杨武感受到了杨喜利的威胁。杨喜利吵吵闹闹，一直缠住杨武的老婆不放。

　　媒体详细描述强奸案的细节，渲染了一个悲情的丈夫。这在当时引发极大的争议。杨武越讲述他的懦弱，杨喜利就越显得邪恶了。

　　但杨喜利的家属们坚持认为，杨喜利被设了局。杨武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声称，他和他妻子商议，如果杨喜利再来闹，他要躲起来，“你就和往常一样反抗，如果他就此打住，大家以后不发生关系”，不然他就悄悄报警抓现行。

　　“他(指杨喜利)太莽撞了。”杨影影评价说。最终，杨喜利被判刑6年。法院认定了他强奸的事实。

　　家人在谈论有关他父亲话题的时候，杨郁在一边默不作声。他在医院治疗期间吵着要见他的父亲。他奶奶告诉他，他爸坐监牢了，他见不着。他的姑姑们说，当年杨郁还很小，不能理解他父亲行为的后果，但他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姑姑们回忆他的早年，曾见到过杨郁承欢父母膝下的神态。2010年前，在父亲抱他的时候，他也会被逗得咯咯直笑。他当时只有三四岁，还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要求、主张、爱好。小姑杨影影去看他，他也会和别人的孩子一样，要姑姑去给自己买好吃的。他当时跟随父母在深圳的出租屋内生活。姑姑认为那时候杨郁还很开朗，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孩子。

　　在杨郁跟随奶奶生活的早期，他有一个瘫痪的爷爷躺在床上，杨郁完全靠他奶奶照顾。当时他还能和一群孩子玩耍，仍然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孩子。

　　这次因白血病住院一年后，他出院了。他的病情虽然得到了抑制，但仍然要定期打鞘，把化疗的药水注入脊髓中，防止复发。

　　家人发现，他开始不和外界接触，一个人在屋子里看电视，玩游戏，也变得不爱说话。他曾经对姑姑讲述，别的小孩不和他玩，认为他是“白血病”。

　　杨喜利的父母两人都是农民，有7个子女。杨喜利兄弟3人，4个姐妹。6年前，他的大哥在合肥打工时，一次醉酒后被发现死于路上。他的大姐在深圳收破烂，患了乳腺癌，浑身瘦得皮包骨头，一身衣服像挂在晾衣杆上。

　　杨喜利入狱服刑3年内，杨家又发生了几件大事：孩子的病复发了；照顾他的奶奶死了。

　　2013年6月5日，杨喜利在监狱里给他母亲写信，先是问候母亲的健康，随后希望他们把杨郁的病治好。他还恳切希望母亲带着孩子去探望他。

　　他没有被告知的一个情形是：母亲在他写信的上个月已经死于肺癌。接着10月的时候，他一直被家人照顾的患有脑偏瘫的父亲也过世了。

　　另外的两件事情是：2013年初，杨喜利家的房子毁于一场大火。几个月后，他的二哥杨喜武在母亲去世前被带走，因销赃罪被判入狱3年。

　　“这个家庭好像被诅咒了一样。”杨影影说，她一想到这些，就感到绝望。今年初，她生完第三个孩子后，跟性格不合的丈夫离了婚。她一直在强化这些毫无关联的事件间的关系。

　　两位老人去世后，杨郁患癌的大姑开始成为他的监护人。

　　在奶奶生病期间，杨郁陪着奶奶，直到老人去世。几个姑姑发现，从这时候起，杨郁变得更加自闭，不喜欢说话。有时候大人问什么话他都不说。

　　他曾被送到小学走读过一阵子。后来他的大姑去深圳打工，又因为学校远，几个姑姑凑钱，把他送到当地一家私立的“博文学校”读书，住在学校的老板家里。

　　学校的校长李国义回忆，杨郁能够跟上课程，当时他的白血病没有复发，学习生活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但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他孩子周末有人接回家去，他则一直吃住在老板家里。

　　四个月后，他的一个堂叔到学校探望他，发现他脸色不对，肚子疼，脑袋发烧。他的病复发了。

　　杨影影说，杨郁需要治疗。他们剩下姐妹4个人，由于治疗母亲的癌症和杨郁的白血病，需要不断向这个家族“输血”，每个家庭都需要掏几万元进去，这几乎是个无底洞。杨影影并不掩饰钱的问题带来的苦恼，这引发了新的矛盾。

　　杨郁的一个姑姑声称，她的丈夫甚至以离婚相胁，禁止她在杨郁身上花钱。杨影影和前夫离婚前也经常为此吵架。这使得问题陷入了僵局。

　　姜寨镇高城行政村村委的一名负责人刘继宣说，他们家族发生过这么多事情，缺少了能主事的人，在村子里也算是罕见的情形。

　　这是个典型的农业村镇。年轻人跑到外地打工。镇上有长途大巴直通北京、广州、深圳三个重点打工目的地。

　　杨影影曾试图找过孩子的母亲。关于母亲的记忆，会使杨郁感到不快。姑姑们一再强调，杨郁说不想母亲，但他见了妈妈也哭着喊着叫妈。

　　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会面。时间安排在2013年7月，杨郁的奶奶去世后不久。杨影影在湖南省辰溪县龙头庵乡调解委员会的帮助下，和杨郁的母亲签了一个协议，按照上面的内容：杨郁的母亲把杨郁接去照顾和抚养，直到杨喜利出狱。杨喜利的家人提供生活费。

　　可没等他们返回合肥，杨影影就接到了杨郁母亲的电话，对方表示毁约，并诉说自己的难处。要求他们不要再和她联系了。

　　这次会面的结果是，杨郁被问及是否想他的妈妈时，开始摇头。

　　南都记者没能拨通杨郁母亲的电话。她的突然反悔，使得杨郁的生活安排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的几个姑姑必须重新考虑孩子的前途了。

　　今年7月5日，一群中央媒体的记者在临泉县民政官员的陪同下来医院调研，偶然遇到了这件事。一个临泉县民政局的官员声称，他要亲自督促此事。

　　这让杨影影感到非常幸运，她说，“那记者来调研得真是太巧了。”陪同调研的县民政官员董参军说，他不知道杨家的事情。杨家可以寻求的救助途径是申请新农合报销85%比例的大部分治疗费用，办理低保，并且准备申请一些大病救助的资金。他认为这个孩子的遭遇完全符合要求。

　　这些设想仅仅在理论上可行。杨影影曾尝试过走民政途径，还因为材料递交的事情和镇民政办的主任闹过不愉快。

　　村委负责人刘继宣帮助她写过证明材料，呼吁上级政府的救助。但申请低保的第一关就遇到了难题。

　　按照要求，必须要填写户主的姓名。杨郁的户口簿上，户主是他的爷爷，而他的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了。杨郁的爸爸可以更改做户主，但他目前在监狱内服刑。而且杨家人正设法向他隐瞒父母去世的事实。

　　材料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杨影影。她发现，无论申请什么都需要详细材料。她带着杨郁到了北京红十字会总部，希望能获得一些帮助，被要求填写一份小天使基金的申请表，才发现自己所带的材料还不够全。

　　红十字会的人希望她提供的材料包括监护人的信息、病情诊断证明。并要从村上一级一级盖章。

　　北京之行并没有盼来她期待的结局。杨影影说，她又回到当地，需要先取得法定监护人的身份。她感到自己正受困于这些繁琐的手续。

　　爷爷奶奶的去世，母亲的遗弃，以及父亲服刑，使一些对别人来说很简单的材料，在杨郁身上成了难题。

　　上述民政官员的到访确实带来了雷厉风行的结果。第二天，村委的刘继宣就接到上级通知，要求他把材料递到镇里。他对杨影影说，现在政府管起来了，一切困难由民政部门想办法。

　　杨影影觉得眼下的情形更为紧急。临泉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告诉南都记者，孩子的病情随时可能恶化，但县医院的医疗设施有限，建议杨郁马上转到合肥的大医院去，不能耽搁。

　　这次病后，杨郁由他的二姑杨小影在临泉县人民医院照顾。不久前，他患癌的大姑也从深圳赶来了。

　　三个姑姑希望在杨喜利出狱后，孩子能医活。筹划这次转院持续了四五天的时间。理由是：他们在钱的问题上，一直没找到办法。杨郁最后被送往安徽肿瘤医院。不久，钱的问题又摆了出来。

　　让几个姑姑更加担心的是，杨郁越来越趋封闭的心理。他长得越大，就越明白自己和家族的遭遇，这带给他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病痛。

　　杨影影说，她又开始找民政部门，上述官员的承诺后，手续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最终解决。二姑杨小影担心杨郁的身体。在临泉住院时，杨郁上了厕所后，她就跑过去看他的排泄物，她害怕看到一点血丝。对于杨郁的病情，那可能就是致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