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熟悉又新鲜的文学势力正逐渐引起关注农民工作家和他们创作的农民工小说。自1984年林坚发表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以来，20余年间农民工群体新作迭出。2010年，这个群体甚至诞生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王十月。

　　2009年末，四川籍农民工周述恒以其45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走入公众视野。2011年9月，19岁离家打工，如今已43岁的王子群再次带来惊喜：描写农民工情感问题的21万字小说《临时夫妻》出版。

　　对这些新近崛起的农民工作家，我们无意过度阐释或揣测他们的所思所感，而更愿将说话的权利交给他们，把倾听的责任留给自己。

　　向外界展现群体境况的同时，也改变着群体内部的文化环境

　　记者：作为农民工，为什么选择写作？

　　王子群：最早是爱好，后来，生活了一段时间，自己会有很多观点，心里有话想说出来，但又没什么渠道让你说，就想写东西了。

　　我记得中学时，每篇课文，老师都会讲作家怎么样怎么样，我那时候就觉得作家太了不起、太好了，心里就想当作家。19岁，因为母亲得病退学去打工，十几年什么都干过，砖瓦厂、建筑队、水泥厂等等。业余一直都买书看，看多了就会挑剔，感觉这个故事讲得不好或者某些地方漏洞百出，就产生自己弄的冲动。那时候也有很多委屈，比如上世纪80年代工地上工头打你骂你都很正常，很多话就堵在心里。

　　周述恒：农民工写作，大部分人都是想倾诉和表达一些东西，不吐不快，也有极少数人是觉得写书能出版，冲着名利去做。

　　我当时写的时候，没想过能出版，只想找几个工友，拍个花钱不多的简单电影，真真切切展现我们的生活，记录农民工30年来的变迁和发展。别人记录不一定真实，我们自己来记录可能更真实。

　　一直以来，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有的只是与其庞大数量不相匹配的“音量”。谈到作为一名农民工创作小说的过程，王子群和周述恒都提及来自身边的巨大阻力。比起抽烟喝酒、打牌赌博，读书写作竟一度被视为更难接受的事。

　　王子群回忆，在他出书前，20年来，身边的工友和家人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写作，只有挖苦和不理解，“这是个文化氛围问题。在农村，大家都不怎么读书，我们整个村的藏书可能都没我自己多。你一读书就很另类，你不是学者不是知识分子，你从事跟你身份不相符的东西，大家看着就别扭。他们眼里，回到家你是个农民，就老老实实种你的地，在外面你是农民工，就好好干活挣你的钱。”

　　周述恒认为这涉及农民工的自卑心理，“他们觉得我们怎么可能写出小说来？把写小说看得高不可攀，只能远远观望。我家人就觉得我不务正业。”

　　尽管如此，农民工作家们坚持着他们的书写，向外界展现群体境况的同时，也改变着群体内部的文化环境。小说出版后，王子群发现身边所有人的看法发生了180度转变，“再没有人打击我了”。周述恒也发现，因为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关注，一味排斥农民工读书写作的人开始转而抱有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

　　“我们也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记者：人们应如何看待农民工，有哪些方面是当前关注不够的？

　　王子群：人们对农民工的认识停留在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印象上，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群体在不断变化。对这些了解不够，就会产生偏见和误解。

　　现在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提高了，也变得自信了，不再是赚点钱就能满足，他想要的更多，比如一种尊严，一点理想，慢慢也蹦出一些人才来。社会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展示新的形象。我们不是木头，不要把我们看得那么简单，我们也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我个人更关注农民工精神层面的东西。现在就业环境比前几年好了很多，大家就更注重精神上的东西。过去媒体报道或写农民工的小说主要都是关注外在的东西。

　　周述恒：我觉得尊重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以地位论高低，你地位高就受尊重；你是个打工的，就不尊重，这很可怕。我刚看到一个新闻，说一个农民工给抱小孩的人让座，小孩要去坐，妈妈说不要坐，很脏。这些现象普遍存在，让人非常伤心，很伤自尊。

　　我特别希望有书、有电视剧能震撼人们的心灵，让他们了解到劳动是很可贵的，应该尊重劳动。另外，还是要提高农民工的地位和待遇，农民工中人才非常多。有的人事业很成功，从一个农民工变成老板，有的人有其他方面的才华，但没有机遇，或者他还在为生存奔波，没办法去追求理想。

　　是时候重新认识这个被一再忽略与误会的群体了。从王宝强到旭日阳刚，从周述恒到王子群，农民工正以新的社会角色出现，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农民工群体发展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我希望了解我们的人能更多。”周述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