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方 来源：文汇报

　湖北有着广阔的乡村田园，湖北的乡村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那些散布在平原和山间的村庄里，有相当多的文学爱好者。五十年代就涌出过不少农民写作者。这种文学创作风气一直延续至今。他们热爱文学，痴迷写作，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多端，也无视观念如何新旧交替，更不顾生活如何艰难辛苦，他们都不肯放弃这份对文学的热情。为了写作，有人甚至卖了房子卖了牛，写下的废稿纸摞起来比人还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满，儿女吵闹，他们都绝不回头。一写一辈子，自尝其苦，也自得其乐。

　　初知这些情况时，我很觉惊讶，也觉得不可理喻。在一些场合发言，甚至还力劝这些乡村的作家们最好还是先顾及生活。生活安定，写作便无后顾之忧。

　　后来我们作协的秘书长高晓晖跟我说，农民写作者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虽然贫穷，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需要，应该同有钱人一样。他们愿意这样生活。

　　这话真是让我警醒。是呀，这样的生活态度难道就不应尊重？

　　在现今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疯狂赚钱和纵情享乐，是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乡间的文化生活更是无从说起。有些年，我因了解乡村民俗经常下乡。我所看到的乡镇，几无文明的文化生活。没一个乡镇有像样的电影院、图书馆，甚至书店。书摊倒是有一些，录像厅也不少，但充斥的全是凶案和情色的内容。农民们最热衷的业余生活便是赌博打麻将。却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我们的农民作家，仍然甘愿独坐灯下，认真读书，逐字写作。在他们的背后，尚有人冷笑，有人讥讽，有人打击，但他们都不介意。他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全身心地对着稿纸，尽情倾诉和表达。他们对精神的需求远远高于他们对物质的需求。没有强大的内心力量，何曾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写，是他们的人生，他们写出的，也是他们的人生。

　　对于这样执著的写作者，作家协会应该伸出援手，给他们以帮助。我想这也是作家协会存在的意义。记得有一年我到湖北最偏远的竹溪县去，当地的宣传部长就跟我说，他小时候，过河的时候，总是看到刘书平坐在桌前写作。这个背影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刘书平现在也是湖北小有名气的作家。这位宣传部长的话，令我意识到，一个村里，有一个人写作和完全没人写作，全然不同。这样的写作身影，悄然中会给很多青少年作出示范。

　　基于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们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开办一个农民写作培训班并鼓动农民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写成长篇小说。作协则负责帮助他们出版。三十多位农民作家参与了培训，十位农民作家进入了这一项目。我们为每一个农民作家指派了一名老师进行跟踪辅导。从写作到出版，时间定为三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农村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现今的乡村生活，与柳青的《创业史》时代，与浩然的《艳阳天》时代，与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时代，有着颠覆性的改变。它和我们以前通过阅读所了解的农村完全不同了。那么今天的乡村是怎样的呢？今天的农民们在想些什么呢？甚至，今天的劳作方式、生活观念、人际关系、日常起居以及价值判断与过去相比，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呢？我想，这些也都应该有文学作品真实地记录下来。

　　三年过去了。我们十位农民作家，在指导老师的助力下，几易其稿，拿出了他们的倾心之作。每一本书都从不同角度讲述变革时期的乡村生活，告诉我们今天的农民的所思所想。或许他们不前卫不时尚，形式上没有花招迭出，更谈不上文体革命。他们只是一老一实地写来，写得动心动情，诚恳踏实。从这些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到他们真实的情感，能触到他们炽热的内心，能感到他们充沛的力量，以及他们对家乡的无比热爱。我想，这已足够。

　　我们帮助农民写作，也并非要推出一部或几部惊世的作品，而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写作，向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传达一种生活方式。那便是：在农村，业余时间还另有一种活法，就是读书写作。这是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工作比推出一部伟大作品更加重要。

　　记得培训班初办时，我在报上读到记者采访农民作家周春兰的文章。记者问她为什么写作。周春兰说为了尊严。

　　这个回答，令我怦然心动，也让我永难忘记。

　　作者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部分农民作家的作品节选将刊于明日“笔会”。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