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开国之初，诗人怎能不歌唱？新中国，诗意盎然的政治领袖曾在期盼中将她比作隐约在遥远地平线上已露出桅杆的航船、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喷薄欲出的红日，如今驶近了、诞生了、日出了。诗人们怎能不歌唱？他们歌唱领袖，歌唱祖国，歌唱新时代，歌唱劳动者，颂歌当然是50年代初诗坛主旋律。

但是唱颂歌的诗人也会挨批评。

1950年5月15日胡风致艾青信：“我到上海三个月了，什么也没有写。一动笔就要挨骂。觉得有趣得很。而且，不动笔也要挨骂，因为国统期写过一点的。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说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创作机会。但当然，国统区作家也大约不是一概而论的。”胡风的遭遇是老问题了，在他这位国统区左翼作家与“正统”左派之间早就存在着思想的分歧与派系的纠葛，胡风处境尴尬。

他的颂歌之作《时间开始了》，也被认为是“依然用革命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情感、手法，去看，去表现”（臧克家），黄药眠更为直截了当，撰文说：“我认为这首诗是写失败了的，这原因是作者没有群众观点，不了解革命，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正因为作者自己缺乏他所要歌颂的英雄们的素质，因此在歌颂革命，歌颂领袖，歌颂人民的时候，他并不能够把握到真实。他往往逞他自己一时冲动性的热情，一片空喊，而中间更间杂着许多作者个人自己的述哀，私人的牢骚，和从过去残留下来的失败主义的哀伤，这就使得他的诗篇失色了，因为有着这许多缺点，所以他的社会效果也是不会好的，它既不能加深读者们对于革命的了解，又不能提高他们的斗争意志，更不能代表人民表现出革命胜利后，乐观和鼓舞之情。”

似乎，“写什么”和“怎么写”之外，还有一个“谁来写”的问题。“小资产阶级”的胡风，尽管前置一个“革命的”定语，似乎也不配歌颂英雄，不配唱颂歌。这仿佛是贡献于神案的贡果，遭到了嫌厌。

诗人卞之琳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这位写诗好似将优雅的谜题隐藏在精致的七巧板上又闲闲地打乱了的诗人，被人指责的最大“缺点”是晦涩难懂。他的《天安门四重奏》，发表于1951年出版的《新观察》第二卷第一期，当时就受到批评。《文艺报》刊登读者来信，都是这样的题目：《不要把诗变成难懂的谜语》、《我们首先要求看得懂》。文章说，作者过多地在形式上追求，将一些字句轻易省略、倒置，创造了一些不明不白的意象，使人如堕五里雾中；诗的主题是歌颂天安门歌颂新中国，但是整个诗篇所给予读者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以及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

写过“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以及“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的卞之琳，在这新时代里遇到新问题，他在一篇检讨中说：“我当初以为《新观察》的读众大多数也就是旧《观察》的读众，只是刊物从本质上变了，读众也从本质上改造了。我以为这些知识分子对这种写法大致还看得惯，那么只要诗中的思想性还够，多多少少会起一点好作用。现在我知道我的估计错了。《新观察》的读众面扩大了，我应该——而没有——扩大我对读众负责的精神。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以为一般读众，在刊物上碰到不大懂的作品，还会放过不看的。我的估计又错了。现在读众拿到一本刊物，就要篇篇认真地读起来，读得彻底，什么疑难也不肯放过的，我应该——而没有——加深我对读众负责的精神。总之，我了解世界是变了，可是还没有明确的，具体的体会到变的深度，深到什么样子。这主要是因为我这些年在教书与研究以外，太缺少了实践。”

显然他有点懵懂，咋回事？原来也这么写，也有人看不懂，也没咋样，现在读者咋都这么认真呢？看不懂,就要求作者改变？但有一点他懂了：世界变了。

新世界需要一种确定的、明朗的美学范式，哪里要“四重奏”？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服务政治的文艺——这是《讲话》后已然明确的方向，一切诗人，不论你的来路，终究要走到这条大路上来。像田间激动的表白那样——“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我，改造了我，使我能够在毛泽东大旗下做一名战士，使我能够在毛泽东时代做一个诗人。毛主席使我得到了一个尊贵的称号：‘战士’”——其实，全中国的诗人已变成了战士，听从指挥，步伐一致。看看斯大林逝世时，中国诗人的反映——《文艺报》刊载了田间《悼词》、冯雪峰《我们的父亲》等诗，《人民日报》悼诗阵容更大，刊有蔡其矫《在悲痛的日子里》、胡风《永远地，永远地，永远地，你活在我们的血里，你活在我们的心里！》、田间《寄到红场》、吕剑《谁说你离开了我们》、严辰《心的花圈》、王亚平《悼不朽的巨人》、力扬《高举斯大林的旗帜前进》等诗。没有一丝杂音。

歌颂毛主席的诗，自然是很多，文艺界还专门讨论过。戈壁舟诗作《咱毛主席伟大无比》，被认为是只在比喻上下工夫，缺乏较深刻的思想内容。作者主观意图是想突破一般人常用以歌颂毛主席的“灯塔”、“舵手”、“太阳”一类的比喻，寻找新的比喻，这意图是好的。但由于作者缺乏对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这一伟大事业的深刻了解，仅仅从形式上追求新鲜，结果便用了许多如“千里眼”、“顺风耳”、“菩萨”之类的不妥当的比喻。有诗人将毛主席称作“太阳的兄长”，也被认为很不妥。

歌颂的主旋律不容许有讽刺。沙鸥本来是50年代初当红诗人，一不留神写了一首讽刺诗，遭到批评。他检讨中说：“写《驴大夫》的动机是由于楼适夷同志的小孩，因为华北人民医院的疏忽而不治身死的事件所引起的，但并不是针对华北人民医院而写，我当时的企图是用那一较典型的事实来揭露官僚主义作风对革命工作的危害。”“在《驴大夫》这篇诗中存在着的主要缺点有两个，即是政策观点错乱与立场不稳……”一顿检讨。

在诗人们积极蜕变的同时，具有天然先进性的工农兵诗人受到表彰。当时出了一位农民诗人王老九，据《人民日报》报道，他的诗传遍了陕西农村。有个农村读报组，每见报上有王老九的快板诗时，组员们非叫念两三遍不可。为了学文化、学政策（过去多少识下几个字），王老九专门买了一副老花眼镜，每天歇晌、睡觉前总要看书读报，几十年没有握过笔的手又重新练习写字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位种着三十亩地的老人，守灯熬夜，费尽思索，编出了二十八篇歌颂新社会新人物的快板诗。这些作品都紧紧地配合着当前每一个重大运动。当国家号召农民储棉售棉的时候，他就及时地编出了《老张爱国卖棉花》，当庄稼青黄不接，需要展开自由借贷生产自救的时候，他又编出了《度春荒》”。

从后续的报道看，这个农民诗人其实是当地记者树的典型，有些诗是手把手写出来的。王老九可以说是后来“文革”中小靳庄农民的“远亲”。

作为老作家的茅盾，在1953年二次文代会上茅盾发言中热切地赞扬了新进作家，特别是其中的工农作家，指出：“他们的前途是远大的，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主要将依靠这一新的队伍而成长。”这个判断，实际上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1949年以前作家都PASS过去了。

尽管如此，尽管动辄受批判，诗人豪兴未减，都在努力改造自己，要写出新时代的颂歌。卞之琳尝试采用民族民间的形式写通俗易懂的诗歌，写《搓稻绳》、《收稻》、《采菱》等，当然还是有人看不懂；沙鸥讽刺诗的对象都是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了，政治正确；胡风依然固执己见，但很快他的问题就不单是文艺思想问题，而上升为反党反革命的政治问题了。

其实，被胡风目为“正统”的何其芳对于当时诗坛情形倒也有几分惆怅。在诗与顺口溜、打油诗混为一谈的时候，他却在一次讲座中正儿八经地讲“什么是诗”，并在文章中抱怨当前好诗太少。这位年轻时听“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喜欢“檐雨说出的故事”的诗人，经过革命政治洗礼，也似乎难以彻底放弃诗艺底线；特别是当时大有向“民族形式”“民族传统”一边倒，甚至向格律诗、旧体诗复古的时候，他著文明确指出，五四以来白话新诗已经成为宝贵的、应该继承的传统（诗人冯至也有类似的难能可贵的学术性表达）——而当时，以白话新诗《女神》开创新诗时代的郭沫若在被问到当代人写旧体诗的现象，也只是含糊地表示形式不重要，要看诗的内容。原来在开国之初，五四白话新诗的一脉传统就受到挑战和毁弃，这是最近读刘福春先生著《中国新诗编年史》手稿时才恍然意识到的。

也是在刘福春先生的手稿中看到的：在开国之初的四年里，据不完全统计，仅单行本诗集就出版了一百五十九种，更不用说那些散篇之多了。诗人们仍在歌唱，尽管其中能流传至今的诗篇寥寥无几。（本文史料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刘福春先生著《中国新诗编年史》。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