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反腐败斗争与时俱进，但腐败分子也在不断变换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反腐败的难度。新农村网记者观察，当下官场腐败主要有十大新变种：　

　　一是“雅致腐败”。现在有不少领导干部喜欢古玩字画，多数是为了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也有不少领导干部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瞄准古玩字画的升值趋势，在工作之余，千方百计搜集古玩字画。一些行贿者看中这一点，不惜斥巨资购买古玩字画，以馈赠交友为名送上领导的家门。领导同志虽然看到这些字画价值不菲，不花大价钱买不来，但是送的人理由冠冕堂皇，因此收的时候也就不需要像收钱那样羞羞答答

　　二是“司机腐败”。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如2009年9月，浙江省丽水市中院对吕伟强案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吕伟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吕伟强曾担任丽水市某领导司机多年，拉大旗作虎皮，搞非法集资。一些司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为官场腐败推波助澜，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三是“家族腐败”。腐败最大的特点是权力的腐败，而“权力的家族化”则为权力的腐败提供了最好的“制度保障”。一般来说，凡腐败泛滥、猖獗的部门或地区，终是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地烙上了“权力家族化”的印记。如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堪称权力家族腐败的典型，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妻子、儿子和两个妻舅都提拔为正县级以上干部，可谓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四是“借用腐败”。 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形势下，一些人挖空心思，以“借用”之名来掩盖腐败活动，规避惩处。如山东省发改委能源交通处原副处长陈学伟，齐星公司有两个项目需要审批，陈学伟向该公司总经理赵某提出借辆车开开。赵某随后将一切手续办好后，将一辆价值178100元的桑塔纳轿车送到陈学伟手中。陈学伟到肥城市挂职后，肥城市政府给其配了一辆车，陈学伟就把桑塔纳给其内弟开。他名为借车，实为要车，名为借用，实为索贿。

　　五是。“情妇腐败”。细数当下落马贪官，绝大多数都涉嫌权色交易，故有“十贪九色”之说。据有关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而这些情人、二奶，与官员们勾结在一起，成为了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索、加速器、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洗钱机器。贪官和情人表面上是通过“情”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权色交易和金钱关系。不少贪官因情妇闹事告发落马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民间有“反贪靠情妇”的笑谈流传。

　　六是“出场腐败”。在某些地方，领导开会有出场费,讲话发言给稿费,此外还有什么剪彩费、授课费、形象费等。在某些官员的眼里，这笔费用理所当然是他应得的酬金，是名正言顺的收入。一些领导之所以逢请必至，乐此不疲，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红包”的诱惑。剪彩与“红包”的关系，其实已成为一个通行于官场和市场的潜规则，成为一些官员“灰色收入”的来源。

　　七是“题字腐败”。有的领导喜欢舞文弄墨，其“墨宝”即使毫无章法，也被捧为笔走龙蛇、气象万千、不同凡响。大贪官胡长清自诩为书法家，特别爱好到处题字留名。胡长清在江西工作的几年时间，为南昌街头店铺题写招牌近千幅，不少街头的公共厕所都留下了他的“墨宝”，仅以3000元一幅计算，大致就是近300万元。一些企业甚至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明知其字也就一般化，却乐意请他题字。

　　八是“精神腐败”。信风水，奉菩萨，信仰迷失，精神堕落。如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相信风水先生的一派胡言，不惜耗巨资在湖上架桥；原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在县里专门成立了“建塔办”，向老百姓募款集资修庙建塔；自称“五品官”的原重庆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冯乃超则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活墓”；原黑龙江省高官韩桂芝，一边受贿敛财，一边烧香拜佛。

　　九是“娱乐腐败”。在当下，豪华的娱乐消费，让你挡不住、推不掉。一些领导干部隔三差五便被请到高级娱乐场所“潇洒”一番。一些领导热衷于高尔夫球，下属花数千元或上万元买一张会员卡，送上门来。因为是娱乐项目，行贿者以此和领导者套近乎、拉关系理也直、气也壮，比送钱要方便得多。一些领导的嗓子虽然不怎么样，但就是嗜好唱歌，有求于他的下属马上心领神会，隔三差五请领导到星级宾馆先吃饭、洗桑拿，后由小姐陪侍左右。

　　十是 “秘书腐败”。在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如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受贿50多万元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受贿682万终审被判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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