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土地权利的导火线：从夫居

目前，农村妇女丧失耕地承包权的途径大致有：
婚姻——无论是村庄女外嫁至城市、其他村庄，还是离婚、招赘，都发生过丧失耕地权利的情况。
丧偶——当配偶去世之后，一些妇女被所在村集体剥夺了耕地承包权。
继承权——在家庭的继承权实现过程中，一些妇女的耕地权利被漠视并侵犯。
未婚少女的预期型失地——一些村庄考虑到未成年少女迟早要嫁出，遂制度先行，在调整耕地时预先剥夺了她们的耕地权利。
其中，最常见的是因婚姻而丧失耕地，后三者只在极个别地区出现。在东北调查时，罕闻因丧偶、继承及预期婚嫁而损害农村妇女耕地权利的案例。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北地处关外，相对缺乏传统礼教文化的熏陶，且地广人稀，一直缺乏劳动力，因此对妇女的生产劳动价值予以充分尊重。
那么，为何又有许多农村妇女失去耕地呢？在我们看来，导致农村妇女在土地流转中丧失耕地的社会因素众多，男权文化、法律素质、政策冲突，都是诱致因素，但有一个线索贯穿所有的妇女耕地权益受损事件，即当代农村妇女普遍的“从夫居”生活方式。
当妇女通过婚嫁离开娘家大门时，就踏上了根基不稳的耕地权利之旅。相关法律为农村妇女提供了耕地权利保护，在静态设计中，是相对完善的，但在动态的操作过程中，妇女因要历经婚姻所带来的生活空间上的流动，耕地权利为之不稳。
首先，耕地权利以户为单位，致使农户中的女性在婚嫁之后即陷入弱势地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女性在离开娘家或夫家而进入另一个农户时，即开始面对弱势局面：她不能在流动时随时将耕地作为自身权利携带，只能在新居住地中落实耕地权利，而这种权利又依赖于各村集体所产生的“村规民约”。
其次，具体政策运行过程导致妇女失地。比如，《土地承包法》中的“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长期承包政策，固然可以保护“存量”耕地的相关权益，维持农户生产积极性，但也必将遭遇耕地权利与人口变动不能协调的困境，其中主要的人口变动来自于妇女的婚嫁。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若非“从夫居”，无论是在1998年的二次承包，还是各地历年不一的“大稳定、小调整”中，都极少出现损害妇女耕地权利之事。

失地给农村妇女带来多重伤害

失地给农村妇女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意义上的伤害。
耕地权利缺失让妇女丧失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尤其是接近城市的郊区型农村社区。如我们调查的王兰村，因靠近即将开建的“全运会”公共工程，部分耕地能带来数十万元的征地收益。但我们也注意到，如果不是都市郊区或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即在普通农村社区，考虑到人均耕地一亩有余的现状，以及农民收入日益多元化的现实，在考量耕地权利受损给农村妇女带来的伤害时，在生产权益方面之外，还要多加关注社会及文化领域。
王姐所在的王兰村，1.8亩耕地的收益，一年约有1500元左右。王姐在该村的绿地有机农产品公司打工，月收入近3000元，1500元承包田的年收益，她不是很在乎，她在乎的是权利缺失带来的漂泊感。她说，自己总感觉是外村人，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在这个村里没有“根”。
都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即使现在农民收入渠道日益多元，土地作为生存根基的意义仍然很强大。

解决之道：在操作环节上下工夫

对农村妇女耕地权利受损的解决之道，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增加有针对性的法律宣传，提升村民的法律素养，惊醒那些权利上的睡眠者；借鉴城市房产权利的共有制，强化家庭成员在耕地承包权利上的共有性，如将耕地的承包方落实到村民个体，或可减轻妇女因“从夫居”而带来的失地危机。
另外，充分认识并重视耕地承包权利在农村社区归属感方面的象征意义。在操作环节上，即使难以做到承包田数额的均等化，也可以在机动地领域为那些无地妇女保留“立锥之地”，让“王姐们”不再感觉“不自在，没着落”，不再有“生活的漂泊感”。
（作者系“辽宁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研究”课题组成员、辽宁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研究成员 张小莉 魏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