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近代城市在工业革命以后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城市发展,是指城市从数量、规模、分布、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急剧变化,从而导致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从农村为主导状态到城市为主导状态的改变,并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的过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的国家。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的近100年的时间里,它的城市人口比例从20%跃升到51%,占据了全国人口的多数,初步实现了城市化。

英国城市化的核心动力是工业化,是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开始后,城市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发生也与英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对外贸易扩张存在紧密联系。但是,英国城市化的发生还受制于城市所在区域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的发展状况。这是因为,一方面城市从产业结构上决定了自身不能生产农产品,因为城市是第二、第三产业的出现和集聚,从而使空间场所上产业分化所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业生产要与广阔的土地耕作面积相联系,基本生产周期取决于气候条件。这个特点决定了第一产业无法集聚于城市内部,只能位于城市外部的广域空间。第一产业———农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城市化的进程来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给城市化以推力,是城市化的前提基础。历史证明,英国城市化的前提正是体现在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村人口转移两个方面。

一、第一前提———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城市化发生的第一前提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芒罗(RossH. Munro)认为,城市兴起、成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扩大而产生粮食剩余;沃伊廷斯基(Woytinsky)指出,一个国家城市化的界限,一般是由该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决定的。[1]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增加,与城市的发展不存在直接关系,城市并不会因为农村人口的增加而自然产生。如果农业生产力不能达到生产余粮的水平,城市就不可能发生;如果农业生产力生产的余粮不能增加,城市就无法发展。

关于农业对城市化的作用,英美学者刘易斯(W. ArthurLewis)、拉尼斯(Ranis)等都相继提出过自己的观点,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理论阐述相对而言应该是最全面的,他将农业对城市化的贡献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农业剩余贡献,其中又包括产品剩余贡献即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充足的、高质量的食物,农业的发展为城市化尤其是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生产原料,要素剩余贡献即城市经济对资源的高效利用而形成的较高的要素价格,使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剩余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第二,是市场贡献,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不断提高,从而形成“城市工业品销售市场不断扩大———城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动力不断加强”的良性循环;第三,是外汇贡献,农产品出口可以为工业的发展换回外汇。[2]

17世纪英国内战特别是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摆脱了专制王权,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大土地贵族取代国王掌握了国家权力。合适的政治制度为英国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17世纪末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后世统称其为“农业革命”。正是农业革命推动了英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为英国城市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农业的“革命”,首先表现在农业技术的变革上。农业技术变革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休耕制为轮作制。休耕制是一种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耕作方法,它是和敞田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即敞田中要划出一部分土地进行一年或数年的置荒,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土地肥力,但却很难发挥土地的使用效率。剑桥大学教授布拉德利(Bradley, 1732年)最早主张用轮作制来取代休耕制,[3]而乔治二世的廷臣唐森德(Townsend,1674—1738年)勋爵对其方法进行改善,创造了著名的“诺福克轮作制”。轮作制解决了保持土壤肥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两难,从而于18世纪时在英国大部分地区逐渐得到推广。杰思罗·塔尔(JethroTul,l 1674-1741年)和科克(Cork)等人在实践中还不断地对耕作制度进行改良。

农业技术变革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新作物的引进与推广。英国是引进新作物比较早的欧洲国家之一。18世纪被推广种植的“新”作物首推芜菁,芜菁虽然早在16世纪就被引入英国,但它真正被大规模推广还是在18世纪上半叶,上文提到的唐森德就因为大力提倡种植芜菁而获得了“芜菁唐森德”的绰号。其他引进的重要饲料作物还有苜蓿(它不仅是饲料作物,还有固氮的作用,可以提高土壤肥力)、驴喜豆、黑麦草等。新饲料作物的大量种植是轮作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些作物产量较高,使牲畜的饲养数量大为增加,还可使牲畜有大量的干草可以过冬,不必宰杀,从而保证了对城市的鲜肉供应。在引入的粮食作物中,马铃薯是比较重要的一种, 18世纪中叶时它已成为英国人重要的补充食品之一。

农业技术变革的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农具改革和农艺的改进。农具改革方面主要包括增加铁的使用量、工具的革新以及机械化等内容,到了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化设备,就农业机械化程度而言,英国在当时的欧洲占据首位。[4]农艺方面最具意义的是沼泽排干技术和湿地排水法的应用,它使耕地的质量得到了保证, 19世纪中后期,英国需要排水的20, 000, 000英亩耕地中,尚未排水的只有3, 000, 000英亩。[5]

广义上的农业革命还包括农业生产经营结构的变革,主要是改敞田制为大农场制、管理体制改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通过这些变革,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由于敞田制完全不尊重土地私有权,极大伤害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并与大农场制经营在价值上形成尖锐对立,所以它的废止已经势在必行。敞田制的改变主要是通过圈地来进行的。18世纪、19世纪圈地和以前的圈地存在很大的不同,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原来敞田上的分散条地联成整块加以围圈,大地产吞并小地产,大地主侵占公地而排斥农民的权利。它的规模大,波及面广,而且受到了议会的立法支持。1700—1760年,议会颁布法令208件,圈地计有312, 363英亩。1700—1819年议会共颁布了460件圈地法令,圈地达6, 331, 800英亩。1820年时,英国只剩下6个郡的6%的土地尚待圈占。[6]随着圈地运动在全国大范围的开展,敞田制逐渐被废止,大农场制蓬勃发展, 1853年时,英国的农牧场主共约24, 000人,经营土地24, 700, 000亩,其中100英亩土地以上的农场主只占农场总数的32%,而占耕地面积的78%以上。19世纪中后期时,大不列颠耕地的2/3属于占有1, 000英亩土地以上的地主。[7]经过18、19世纪的圈地运动,英国农村的敞田制基本被消灭。土地私有权的确立还为技术的投资创造了前提条件,开凿排水管道、撒石灰、种植漂浮水草都是随着公共权力的消失而逐步展开的。

在上述几个方面开展的农业革命,推动了18、19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提高。1700年英国谷物总产量为14, 770, 000夸特, 1750年为16, 488, 000夸特, 1800年为21, 102, 000夸特,1820年为27, 873, 000夸特,[8]而到1851年则达33, 530, 000夸特;[9]17世纪末,英国小麦亩产量只有16蒲式耳, 1885—1894年增加到29. 4蒲式耳。[10]1700年时一英亩能养活0. 18个人,1800年时能养活0. 26个人,换言之,平均每英亩产量增长了44%。[11]在饲料的来源由粗放经营转变为精耕细作经营以及畜种改良的前提下,英国畜牧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17世纪相比较, 18世纪后半期,羊肉和羊毛的产量提高了78%;肉类销售量大为增加,例如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市场, 1732年时牛羊的销售量分别为76, 000头和515, 000只,而到了1854年,分别达到263, 000头和1, 539, 000只。[12]英国学者杜普莱西斯通过他自己的研究,明确指出,当时的英国农业已经“成为欧洲生产力最高的农业”[13]。

既然英国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如此成就,那么根据城市化驱动机制的解释,它应该会对英国城市化的兴起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为后者奠定基础。事实是否如此?让我们以库兹涅茨的理论为指导,对这方面的情况做一个考察。

首先来考察一下,英国农业的发展是否为英国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余粮?答案是肯定的。例如,英国城市人口在1801年时大约是3, 497, 000人,占总人口的33%左右,英国人口总的谷物消费量约为20, 305, 000夸特,[14]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谷物消费量大概是6, 701, 000夸特;而此时英国谷物净进口是1, 313, 000夸特,[15]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进口谷物的具体去向,假设按人口比例分配的话,用于城市消费的进口谷物数量也只约占城市总消费量的6. 5%,而其他93. 5%的谷物仍需要本国农业生产提供。如果没有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农业的发展,也为英国城市工业经济的起步提供了市场,这一点在工业化、城市化开展之初表现得比较明显。布罗代尔对此论述比较深刻,他认为英国农村很早就与岛国的民族市场结为一体了,英国农村被纳入市场网络之中,直到19世纪初为止,它成功地养活城市与工业居民点;英国农村形成国内市场的主体,而国内市场使正在起步的英国工业首先与天然的销售场所结合。[16]农村的市场需求对炼铁工业的促进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从1720年到19世纪初,英国铁的生产量从25, 000吨增长到243, 851吨,[17]但是它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提供给了农村市场。轮作制的广泛采用使耕地面积增加50%,这表明要大量地使用工具,从而使铁的消费成比例地增加;农业革命中工具的革新(比如用铸铁替代木材制造耕犁)对铁的消费也具有显著的影响。所以, 18世纪发展中的农业就成为了炼铁工业的最佳主顾。据统计, 18世纪中叶,农业上铁的需求就占英格兰铁的需求总量的30%—50%。[18]农业的用铁需求对城市工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18世纪、19世纪之交,英国已进入了耕犁的批量生产阶段, 1783年建立了第一家制犁工厂。[19]1840年,兰萨姆工厂能生产86种不同类型的铁犁来满足市场的需要。[20]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投入的增加,对其它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农业机械、石灰、金属器皿、化肥、煤炭和农业建筑用材等都需要城市工业来提供。

英国农业的发展,还为英国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资金支持。从总体上来说,农业革命之初,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毛皮、麦芽、动物油脂和木材等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原料。英国农业对城市经济的资金支持则分为两种———直接投资和间接融资。直接投资城市工业活动是土地贵族从事地产活动的延伸。农业革命中的土地贵族往往将农业和非农产业结合起来,身兼贵族和工业家的双重身份。煤矿的开采、铁矿的开发很多也都是土地贵族亲自投资或向租地农场主出租土地的结果。18世纪60年代,土地贵族艾施伯恩(Ash-burn)勋爵将他在萨塞克斯(Sussex)一块地产上的冶铁场出租出去,在威尔士的一块地产上办起了铅矿,在铅矿附近又办起了纺纱厂。[21]融资则是农业通过金融业,间接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一种方式。英国的圈地运动使农村的银行发展起来,它把农村的游资收集起来向工业区投资,伯克郡(Berkshire)的农场主约翰·奥尔赖特(John Allright)在雷丁(Reading)银行的存款仅仅从1806年至1810年就由400镑增加到1, 300镑。[22]英格兰西南部、中部和东南部农村的游资通过银行转向西北部工业区,成为发展工业的资金。[23]

二、第二前提———英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与转移

城市化的第二前提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与转移。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粮食生产出现剩余,这只是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如果社会的全部人口始终都从事农业生产的话,城市就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在城市这一特有的聚落中存在着非农业人口,并且由于一定的原因使他们集中到城市。为此,农村必须提供有劳动能力的剩余劳动力,这是城市化发生的第二前提。

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农村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其中一部分逐步向城市转移,对英国城市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英国农村大量劳动力的剩余与转移与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

从推力方面看,首先是当时英国人口的急剧增加造成了土地资源匮乏。1701年,英国人口大约为6, 866, 000人, 1751年为7, 390, 000人, 1801年为10, 686, 000人, 1851年达到20, 834, 000人。[24]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增殖的自动控制机制被打破等等,由于这不是文章的研究主题,所以在这里不予过多的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该时期全国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剩余。根据人口学原理,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人,其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过之或不及,都会造成社会生态的失衡,因此,农业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成为衡量两种生产是否适应的重要标准。1770年,英国农村中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约是42%,[25]1801年时是35. 9%, 1851年进一步下降到21. 7%,[26]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考虑到全国人口基数的增长,农业人口的绝对数量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是不断增加的,而这期间,英国开垦荒地仅仅使农业用地增长了5%,[27]人多地少的情况给英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以极大的压力,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在这种局面下,劳动力转移就成为减缓土地资源压力的主要方式。

另一个主要的推力就是前文提到的“农业革命”———制度层次上以圈地为标志的农业生产经营结构变革和技术层次上以农业改良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变革,它们对英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也起到重要作用。

从制度层次上讲,圈地对农村劳动力起到了强制性剩余的作用。18世纪、19世纪,贵族、乡绅除圈占耕地外,还大量圈占荒地和公地,这让大批只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茅舍农无以维持生计。而且议会圈地法案中打破敞田、重新划分土地的结果,使小土地所有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正如学者威尔逊(D. H.W illson )在他的著作中描述的那样:“(自由持有农)很可能只会得到重新分配的小块贫瘠土地,还缺少必要的改善资金。他们可能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小块土地,从大地主手中租种土地,但这时他已变为没有土地的劳动力。茅舍农则更惨,他们丧失了使用公地和荒地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渺小,以至于不能为他们带来一块土地,只能得到一小笔费用,而且不久就花掉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从此丧失了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28]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几年后就面临破产,只能选择转移。在经营结构上,许多贵族、乡绅享受到了把合并后的大片土地租于农牧场主收取地租所带来的利润,最近的研究表明,当时改敞田为圈田,地租增长的幅度在30%左右,[29]所以他们不愿意把土地租给小农收取微薄地租。从技术层次上来讲,农业技术的改进也加速了农村人口的结构性剩余。技术改进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过剩。1700年时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1. 7个人,而到1800年时一个农业劳动力就能养活2. 5个人,生产效率增加了47%。[30]

第三个推力是乡村手工业的衰落,它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外转移。从15世纪到工业革命以前,乡村手工业是英国手工业的主要形式,它主要是依靠当地的不完全脱离农业的乡村手工业者进行生产。当工业革命到来时,这支传统手工业者队伍被新的技术所超越,又被机器生产竞争所击溃。以纺织业为例, 18世纪六七十年代,棉纺织工业首先开始实现机械化,最初是手工纺纱受到机器的排挤, 19世纪初,织布也大部分被机器取代了,其它纺织业部门也在19世纪上半叶实现了机械化。[31]乡村手工业者受到冲击而破产者甚多,他们别无选择,也只能进行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着几种转移选择———在农村区域内转移,或是就地沦为农场的雇佣工人,或是留在需要大量密集劳动力的圈地区,或是从圈地区迁到非圈地区;移民海外,背井离乡,到北美、澳洲等地谋生;其中大部分转向国内的城市,进入工厂或其它城市经济部门,这部分劳动力的选择是与工业化的拉力作用分不开的。经过工业革命,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迅速发展的第二、第三产业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劳动力,从而牵动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工矿区流动,使城市人口比例急剧增加,农村人口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例如法律放宽了对居民迁移的限制,在工业革命以前及其早期,人口流动受到旧时法律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在工业化过程中,这些限制都逐渐消除了。交通上的阻塞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也在工业化过程中消除了。在制造业发生技术变革的同时,也发生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许多农村开始与大城市拥有密切接触。廉价、快速和安全的交通工具为农村人口向城镇和工矿区的流动创造了很好的物质条件。

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和其他非农部门转移,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大,农村生产率也迅速提高,产生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加快。1751—1780年,离开土地的农民每10年为25, 000人; 1781—1790年,上升到每10年78, 000人;而到了1811—1820年间,又上升到每10年2, 14, 000人;在1821—1830年,更达到每10年2, 670, 000人。[32]城市由于吸纳了大量移民而迅速发展,据学者罗顿(Richard Lawton)估计, 1780—1830年间,伦敦周围诸郡的人口共增长1, 360, 000人,其中迁往伦敦的移民就占其中的3/4。[33]杰弗里·威廉森(JeffreyW illiamson)统计,在1776—1811年间,国内迁移占英格兰城市人口增长的59. 7%。[34]苏格兰的比例更高, 1801—1851年间,国内迁移人口占其城市人口增长的60. 8%。[35]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肯定剩余人口对城市化起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将这种作用过分夸大。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农村剩余人口都转向城市,另一方面,“必要前提”也并不意味着农村剩余人口是城市人口增长的惟一来源,城市人口的增长来源还包括自然增长、海外移民等。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之初,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对英国城市化发生所起的关键性推动作用。

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为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急剧扩大提供重要的载体来源,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自由劳动力,从而成为英国城市化发生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