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公布了姗姗来迟的异地高考方案，在北京，符合条件的外地户籍学生明年开始可以参加中职考试录取，2014年开始可以参加高职考试录取，大学本科的部分还没计划放开。在广东，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从2014年开始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院，2016年可以报名参加高考。而广东和上海的另一项政策，都是针对积分入户或者取得工作居住证的外来人员的子女。如此之多的限制性条件，让人慨叹于异地高考推进之难。可以说，不断打折扣的地方异地高考方案，带给民众的是失望而不是希望。（详见本报今日A24版）

现在民众对于某项公共改革“有望”的解读，落到现实层面往往就变成了“无望”。正如一直在进行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多年曲折后依然面临“越改越难”的悖论，每往前改革一点就意味着既得利益要损失一块，这种自我革命往往难以彻底，甚至会出现看似前进结果却倒退的伪改革。只要政府部门过多的行政管理权得不到治本，即使革除了一项政府管制，也会变着法子产生更多新的管制。

异地高考仅仅是众多政府管理的一项，而且这次仅仅是调整，还在那么多地方在采取软抵制，捍卫自身的地方利益。因此改革往往容易陷入多头管理的责权不对等陷阱中。异地高考一旦真的惹出大麻烦，所有相关部门都可以装哑巴袖手旁观，可是异地高考牵涉到的庞大利益，则是一个也不能少地分享。北上广可以出台比其他地方更苛刻的异地高考条件，而其他地方凭什么就要降低自己的门槛？如此一来，异地高考改革面临的不可控因素太多，所牵涉的每一道既得利益关卡都将难以跨越，改革就此走进了死胡同。

异地高考改革要打破现有利益格局，这显然需要更宏观的顶层设计来彻底推动。改革有“软改”与“硬改”之分。“软改”就是在不触及体制核心的前提下，作一些外围突破，比如放弃异地高考是否属于公民宪法赋予权利不受任何干扰这个主要矛盾，试图来解决异地高考条件有限松动、让民众等待来年继续完善的次要矛盾。可现在已经到了不突破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解决就难以为继甚至更加恶化的拐点，因此指向主要矛盾的“硬改”是时候开始了。否则社会将继续为异地高考无止境的波折与难产而买单。